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与本雅明几乎神合，但是它却是完全来自英国本土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工人阶级的经验。根据雷蒙•威廉斯的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工人阶级一直自觉地以避免普遍暴力的方式追求合法的政治地位，这本身就是对“追求完美”的文化的一种贡献。[44]在这种语境中，救赎工人阶级及其文化几乎是一种天然合法的立场。于是，在英国摆脱文化-文明传统的束缚，实现从审美到政治的转向的现实阻力要小得多。随着霍尔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主将，随着伯明翰中心对亚文化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经由欧洲结构主义理论的葛兰西式的运用，英国文化研究在对媒介文化的批判和救赎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注释：
[1] 三年前，笔者写作有关英国大众传播理论的博士论文，试图梳理文化研究学统的来龙去脉，不得不介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后，便以为谙熟两个学术流派把握大众文化的切入口和脉络。去年八月，为参加在丽江召开的传播学大会，旧文新用，把比较两个流派的一段文字抽出来，润色修订，分段，赋摘要与关键词，单独成篇。在命名时颇费思量，最后决定以两个流派把握大众文化旨趣上的差异作为比较的切入点，遂得“理论与经验：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批判策略解读”之名。说实话，以“策略”这样的名目来安置这两个流派的思想努力，一定有违先贤们的本意，笔者能够体会到把思想当作权宜之计的紧张，仍明目张胆使用，心中不安自不待言。然而，更让笔者感到犹豫的是，以“理论”与“经验”作为对研究旨趣的描述和把握，其准确性有多少？把它们作为两相对应的“术语”放在一起考察，其合法性又几何？果不其然，在大会小组发言之后，点评专家黄旦教授提出两个疑问：其一，所谓批判策略的流变和对应关系，并不清晰了然；其二，“理论”与“经验”两顶帽子无所覆加，无的放矢，更进一步，哪怕两顶帽子合适，又有什么意义？到了今年现在，笔者修改这篇旧文并试图发表，针对的是第二个层面的疑问。如果放到我们所处的新闻传播学界的语境中来看，这种疑问不巧就可以还原成两个所谓的学术问题：第一，在引介西方理论之时，是把它们演绎提炼成某种工具（无论是用作学术方法论的、还是所谓指导现实实践的）呢？还是描述、阐释它们的生成状况？第二，如果从工具理性出发，批判理论于我何干？应该说，这种学术张力在更广泛的人文、社科语境中已经经历了某种凸显与消解过程，然而，在新闻传播学界，这种紧张状态连显现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原因中的原因，仍然是那种“开药方”式的研究旨趣，其惯性之强劲仍然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另，为减弱笔者些须的不安，试将题目改为“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approach之谓也。
[2] 在一次非正式的、短暂的课题讨论会上，北京广播学院的陈卫星教授对批判理论的引介显露出一定的担忧，认为在我们目前传播体制尚未完善，媒体自主自律远远不足的情形之中过多地介绍对大众文化（包括大众传媒）的批判性论述，会不会抑制了我国媒体的发展。这应该是代表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相当一批学者专家的意见和看法。
[3] 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学统之内，无论是以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和E.P.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还是霍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有政治经济学派的尼古拉斯·加纳姆直接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创造的术语“文化工业”的概念基础上开始其理论工作的。到了九十年代，仍然主要是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派中的人物（还有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重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和威廉斯“文化共同体”的含义的内在联系了，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媒介和民主、公共领域和公民身份的讨论。参见詹姆斯·库兰，《对媒介与民主的再思考》，彼得·达尔格伦，《媒介，公民身份和市民文化》，均收录于詹姆斯·库兰和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媒介和社会》，第三版，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