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追求最佳的宣传价值。灾害事件，一般来说，都具有新闻价值。但这一阶段的灾害报道，“不是任何灾害的情况都可以当作新闻向全国报道的，这要根据国内外全盘斗争 的利益，要看灾情大小、受灾时间长短、受灾地区重要不重要，以及它对国家和人民生活影响大小来决定，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时机，决定讲什么不讲什么，如何讲法”(2)。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传者基本上是对符合自己意图的就报，对不符合自己意图的就少报、轻报或不报。如唐山地震将一座美丽的唐山城化为瓦砾，造成死亡24万人、重伤16万人和上百亿元的损失，而当时的报道中，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又如还有一些灾害报道，只是写个百把字的消息放在报刊的一、二版中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为了保证宣传价值，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还有一个特点是：统一口径，一律由新华通讯社独家采访发通稿。之所以这么处理，无非是传者认为：如不这般，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损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80年代以前这一阶段中，“文革”期间的灾害报道有其特殊性，它与前十七前和后几年的灾害报道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更强调人的“革命精神”，把人的革命精神拔高到无所不能的高度。同时，“文革”的灾害报道更加模式化、僵硬化，都是一个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如唐山云南两地地震的报道，连有些段落、句子都是一模一样。另外，“文革”的灾害报道中，“革命口号”式的语句很多，假、大、空成为其一大特色。
80年代初以前，我国灾害报道呈现这些特征是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首先，是时代的特点决定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期间达到顶峰），全国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个“纲”进行的，新闻媒体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更是体现出战斗的特色。于是，灾害报道总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审视事物，强调新闻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这已成为当时新闻报道的一大原则。这一阶段的灾害报道，总是遵循这一原则的。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新华通讯社中南总分社当时对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的报道工作制定了几项原则：“一、报道灾害，不要盖过生产。二、着重报道积极同灾害斗争，战胜灾害，夺取丰收。三、报道范围暂时固定在几个可以确保的重点和某些受灾较轻、很快可以恢复生产的地区。四、不作全面综合报道，不讲具体灾情。”(3)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他们又根据中央和总社的指示精神，制定出了报道思想：“动员千百万人民起来战胜灾害，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大的斗争任务，对于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主动事实的报道，就是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新华社原中南总分社制定的这些指导他们报道长江水灾情况的原则和报道思想，是有典型意义的。它深刻体现出时代的特点，也体现了我国80年代初以前对灾害报道原则的实质内容。
其次，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形成了“抗灾救灾才是新闻”的观念。我们的新闻报道，多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行的，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对待灾害上都是站在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何领导人民抗灾救灾夺取胜利。 作为党政部门和领导，这样考虑问题，无疑是正确的。而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新闻单位和记者，也十分自然地与党和政府保持着同一视角。于是乎，久而久之，新闻界就形成了一个观念：“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同时，这个阶段的新闻界还有一种奇特的观念：不能报道人们在大自然面前的绝望；认为反映“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控制大自然，这样说法会引起人民的一种错觉”，“引起群众恐慌”。(5)实际上，大自然今天人们还无法完全控制，“人定胜天”只是一种理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