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生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有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设无私，而民曰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道，而贤者以相出为务。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
《韩非子》则把国家和法律的兴起与资源有限情况下的人口增长联系起来：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4)法与人民的利益虽然法家人物都是所谓"法术之士"，即为君主出谋献策、协助君主管理国家的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但是法家所提倡的法并非只反映君主的利益，也是﹙至少在理想的情况下﹚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管子》提出，立法应考虑民情的好恶，以求"令顺民心"："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另一方面，《管子》又说："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韩非子》又对法家的事业作出如下描绘："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正如《商君书》所指出，法家追求的是"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韩非子》把法家理想的逐步实现归纳为三个﹙未来的﹚阶段，分别称为"明主之国"、"至治之国"和"至安之世"。到了"至安之世"﹙这可能令人想起老子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