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并非所有近现代的论者都对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表示同情、肯定或愿意放弃历代以来累积的否定评价。例如，著名法学家梅仲协就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评论说："我国二千余年来，政治之所以未纳正轨者，揆其原因，半误于儒家，半惑于韩非。"他认为韩非"本不知法律为何物，而妄以法治为名而行其人治之实，"惨礉少恩"，"而终不免以人为殉"，致使吾国上下，即在近几十年来，对于法治的概念，还是弄不清楚，以为民主国家所励行的法治制度，便是韩非所主张的一套严刑峻法，残民以逞的法治"。此外，当代著名思想家余英时也严厉批评法家思想的"反智论"，包括其思想专制、愚民政策和对于知识与学问的排斥。
从上面可以看到，如何理解和评价我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确是一个具争议性的课题。在下面，让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法家思想传统：首先是它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在哪些方面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简单来说，我们要理清的，便是在现代语境里古代法家思想传统的精华和糟粕、正面和负面。
二、古代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
(1)法的客观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慎子》说："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商君书》说："法者，国之权衡也"；"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韩非子》进一步指出，法不单是行为的标准，更是纠正不当行为的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椎鍜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
(2)法的强制性法家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在法家眼中，赏罚是法的实施的必要和有效的工具，这个观点乃建基于法家的类似近代功利主义哲学的人性观。《管子》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弗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商君书》指出："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夫乐者，民之所务也"；"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人既然有这些共通的好恶，"故民可治也"，就是通过法定的赏罚来导引他们的行为。《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3)法与财产权确定法家思想家常常提到法律的"定分止争"的功能，用当代的话语来说，便是界定产权、平息纷争。《管子》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正如梁启超所指出，这里的"分"就是指权利，"创设权利，必借法律，故曰定分止争也。"《商君书》里对产权的意义有个生动的说明："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法家关于国家和法律的起源的学说，在某些方面与近代西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思想相似，即指出国家和法律的出现乃是针对原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自然状态"﹚中出现的问题的。《管子》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商君书》的论述则更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