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时期，探索妇女解放的首要层面仍然是政治的，即主张男女平权与妇女参政。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继续，但却赋予了新的含义。在这方面有不少文章论述过，我简要叙述并略陈己意。
辛亥革命时期，尽管已经有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但真正的西方妇女观并没有广泛普及，当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像秋瑾那样的自求解放的妇女，其主体思想还是反清和政治体制的变革。
经历过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民初知识分子，有着一种对“革命”与“政体变革”大失所望的普遍心态。吴玉章回忆说：“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时任天津《民国报》编辑的梁漱溟，“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用鲁迅的话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
在共和政体之下，知识分子们新一轮的抗争开始了，这就是以陈独秀《新青年》为号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意义首先是政治层面的，它以民主、科学为旗帜，以新文化为手段，以反对非人的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为目标，以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解放人、解放个性为其精神价值取向。
新文化运动也赋予了妇女解放以新的含义。概观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妇女政治解放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一、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尊孔复古”逆流，反其道而行之，将妇女的政治解放定位于反对封建礼教奴役，争取政治人格独立。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而其中的“夫为妻纲”，则把妇女置于夫权之下，剥夺了妇女的参政权。为此，陈独秀号召：“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在政治上，妇女的人格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在社会上确立妇女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二是要妇女建立自己的独立参政意识，不再把自己的政治权力轻委他人。经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特别是反孔老英雄吴虞等人的努力，应该说，其社会政治效果最为显著。翻开民初报纸，1916年以前，整版的治疗性病药品广告上，堂而皇之地写着“妇女为万恶之首，肮脏之源”一类的词汇，以后，这种现象不复存在了。且不说妇女实际社会地位改变得如何，单就社会舆论而言，妇女的政治地位的确是提高了。另一方面，随着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新一轮的妇女参政治热兴起，以广东为先声，浙江、湖南、京、津、沪等地的妇女纷纷组织各种参政团体，甚至要求竞选议员，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尽管这类活动在事实上没有多少实绩，且支持与反对者皆有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妇女参政争论中心问题已不再是男女天赋人权的平等问题，而是妇女参政的能力与时机问题，这显然比清末民初前进了一步。而像子君那样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来的知识妇女也日渐增多，她们不同于秋瑾时代的妇女，以参政为自我解放之首选，而是在更广泛、更切实际的层面，开始了自我拯救运动，包括挣脱旧式婚姻束缚、争取恋爱自由、谋求教育与职业的权利等等，政治舆论的转向，无疑为她们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从不讳言对政治有着超乎一切兴趣的陈独秀，尽管在其他政治运作上历尽坎坷，但在这一点上却是旗开得胜，功不可没。
二、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与普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妇女政治解放的新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