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由于崔健这"一无所有"的一声呐喊，是借助于西方最前卫的艺术即摇滚方式和最现代的文化传播方式而达成的，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后现代效果。如果他是以黄土高坡上信天游的方式来喊，抑或以东北大秧歌二人传的方式来喊，其革命性无疑将大打折扣。正因为他运用了现代或后现代重金属摇滚的方式，摧枯拉朽，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地反映当代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台上台下的同摇共扭、前俯后仰的疯狂达成一种共同的"气场"，使他成为风靡一时的"星族"。
但我认为，无论他处在夹层中的时代空档，还是呼出了历史的某种盲点和误区，甚至借用了西方的音乐技法，这些都不很重要，重要的倒是他的歌词所具有的政治波普含义。他的《一无所有》写出了在经历了"文革"的狂热后，又经历着经济的大转型，在时代不断拚贴中的"这一代人"的"精神身份"的"空无"。于是，崔健就这样展开了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这里已经不仅仅是"我与你"的爱情问题，而是一种存在身份定位意义的"追问"。还有他的《一块红布》，在随意的吟唱中指向了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的问题："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我的手也被你攥住，你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我感觉，你不是铁，却象铁一样强和烈，我感觉，你身上有血，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至于《红旗下的蛋》，可以看作是对一部中国现代简史的象征性演绎："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象红旗下的蛋。……"
崔健的歌词以直白的方式道出了当代青年某种被变形后的曲致心理，如"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将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和在封闭状态中自我的无力感和新异感表现出来，表明了在时间空间的分割和瞬间重合中主体的当下失落。而且将"跟谁走"这种表层的爱情语言的能指，引申进入一种社会现状以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深层追问中。人们在歌与词之间，在词与词之间，在词与意之间，形成了某种"链形环绕"结构。于是，每个人也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宣泄，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获得某种解脱。
当然，在崔健看来，摇滚乐带有挑逗性。其音乐强调节奏，节奏是用身体带动情感，能找到一种力量、一种乐观情绪、一种不撒谎的真实。他通过摇滚的身体直接性，使人能够在"新长征路上"的迷惘之中品味到历史的辛酸，感受到生命的狂热和某种看不见的内在骚动。
崔健之后，"黑豹" 于1980年异军突起，以一首《无地自容》（与《一无所有》一样，也是以否定词方式出现），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黑豹"演出时身着黑色T恤长发披肩。高分贝的电子乐打击乐和叫喊声混成一片构成相当的震撼性和冲击力，歌词以口语化语言，代替了传统性的修饰婉约，直接将人世间的沧桑与挫折，痛苦与欢乐，触目惊心地展示给众人。"人潮人海是有你有我，想一想是相互捉摸。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着正派面带笑容。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已不是从前的我。"将人和人、你和我、历史和现实、陌生和相似融为一体，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和无依无靠感，使这种现场感成为个体文化传播的新方式。当然，"黑豹"摇滚乐更重视的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吁求，却已然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摇滚的革命性和先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