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完善沉默权的保障制度
1、设立沉默权的预先告知程序。司法人员应该在讯问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及其具体，若追诉方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即使被迫诉方做出有罪供述，该供述也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而且追诉方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2、对讯问过程做出监督。通过采取同步录音、录像或者专门设立监督员等方式对讯问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以防止讯问人员使用逼供或者其他强制手段获取供述，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沉默权。
3、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为了防止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必须确立排除非法证据效力原则，明确以这些手段获得的证据无效，不得作为认罪的证据。这样才能使问讯人放弃以非法手段获取证据。
4、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进行修改。坦白从宽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放弃沉默权，从而引导他们自愿供述有关事实。但是抗拒从严则不利于他们行使沉默权。要保障他们的这一权利被行使，笔者认为就应该对此政策进行修改，如不将沉默作为从重追究法律责任的事由。虽然沉默和抗拒在本质上并不是等同的，但在现实中办案人员还是把二者视为同一种行为，从而产生从重处罚的心理。建议刑诉法规定禁止将沉默作为从重处罚的事由，这样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其能够放心行使沉默权。
(三)消除沉默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实行了沉默权制度之后，由于失去了便捷获得证据的口供途径，导致可靠的和有价值的证据丧失，而且增大了司法成本，给我国的刑事案件侦破工作造了很大困难。但通过采取一定的对策，还是可以有效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
1、利用高手段收集证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过分依赖口供这种证据形态，以至缺少了口供，进而失去了由此得到证据线索的机会。罪犯以极其狡猾、隐蔽的手段作案，加之近年来出现的高科技智能犯罪，使得侦察人员必须利用高科技收集用传统方法得不到的证据，才能形成的证据链，以迅速侦破案情。如测谎仪、信息技术、DNA测试等。
2、外国的先进经验，如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等。这种制度最早起源与美国，是指刑事案件在法官开庭审理前，控方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通过做出比原来罪行更轻或者更少罪名的指控，撤消非直接有关的指控，请求法官判处较轻的刑罚，以此为条件与被告人(一律通过律师)经过协商一致后提交法庭宣判，法官则据此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和处刑，使案件得以迅速处理。这样可以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从而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效率。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指出：“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运用得当，它应当受到鼓励。”目前在美国，有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处理的，而辩诉交易是以被追诉人认罪为前提条件的。又如日本，虽然也实行沉默权，但他们的刑事被告人认罪率为92．5％。他们通过引导，使被追诉人打破沉默，开口陈述，这些成功经验值得、学习。
五、结束语
沉默权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反映了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然而，它建立于一种对人权高度尊重的司法背景之下，而且伴随着对配套制度较高的要求，同时可能对控制犯罪的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司法资源不足，而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个人权利难以充分张扬的国家来说，沉默权的确立必然会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在考虑其制度的设立时应当注意：既要解决价值问题，又要解决技术问题；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以“拉动”实践，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太远；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又要适当考虑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通过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不断完善沉默权，消除其负面影响，从而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它必将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