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是学科的必然趋势。学科的结合有如植物的嫁接。一方面，法学需要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法学、法学、法等，从而为法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提供新的。美国著名大法官布兰代兹说：“一个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极有可能成为人民公敌。”此种观点未免过于绝对，但是，其强调法学应当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法学内部甚至各部门法内部，也应当相互结合。的法学研究已经朝着越来越专业化、细致化的方向发展，这可以说是法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学者必须将自己禁锢在术业专攻的那一领域，更不意味着学者之间必须硬性地划分研究范围、不准他人越雷池半步。
其实，各门学科都具有共通性，因此，各门法学之间需要交流。各个部门法只有相互取长补短，才能够使各部门法学科得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使法学研究的园地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如果都抱着一种“饭碗法学”的态度，相互排斥、互相封杀， 我们的法学将无法进行真正的交流和合作，这将对法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
三、既要注重性，也要强调技术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法学研究应当更多地适应新情况、解决新。虽然法学研究中也应当注意对法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但其本质上仍然是对实务中问题的解答。法学应当走出象牙塔，不能过于形而上。为此，我建议：
第一，法学研究既要重视基本理论研究，也要重视具体问题研究。法治的实现当以法律的制定为前提，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只有能够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成为“活法”，方才真正地对社会、对人民具有价值。这就需要我们的法学理论界多出精品，多出对社会实践有指导意义的好的研究成果。这也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发生的一种知识的转型。我们既要注重法学的理论性，也要注重法学的技术性，虽然法学蕴涵着各种价值判断、利益衡量，但法律所追求的这些目标都是具体体现在各种具体的制度、规则当中的。法律的目的只能在各种具体规则的适用、案件的解决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脱离具体制度、规则去侈谈理念、价值，无异于缘木求鱼。现在实务和理论存在一定的脱节，实务关注的问题未必为学界看重，而学界感兴趣的问题对实务又可能意义不大。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法律的基本理论，也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案例，使理论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第二，比较法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任何比较都应当结合的实际，研究问题不能一切都从希腊罗马出发，也不能仅仅以某个国家的模式为惟一的经典。比较法的方法应当包括结合中国现实的综合考虑，而决不能在比较两大法系之后而直接得出结论。如果为比较而比较，比较后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不具备任何启迪意义的，这样的比较是不宜倡导的。
第三，现在普遍注重研究法律层面的问题，但缺乏对司法解释、案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习惯、惯例的研究。在学术著作中，对实务中意义重大的这些规范引用极少，这不仅使我们的研究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我国实践中的“活”法。我们国家的现实国情是，地区差异大，而且我国出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矛盾层出不穷。所以，国家层面的法律在各地区、各具体案例中均有不同的具体体现。这些实际生活中的“活”法才是真正发挥效用的法律。我们应当加强对这些规范的研究，使其符合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同时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要求。
四、需要形成流派，但不能形成宗派
学术流派是指具有共同的学术传统、共同的研究方法和共同的研究风格的一群学者的统称。学术流派具有包容性，而宗派具有封闭性。学术流派对事不对人，学术流派注重的是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而学术宗派是对人不对事，对某些人的观点采取压制和攻击。维护的是一个小圈子的利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者要首先承担起推进学术自由在各个方面进步的使命；要有学术伦理观念，遵守普遍性的学术规范；要有社会良知和作为学者的独立人格，既不要有“摧眉折腰侍权贵”的奴颜卑膝，更不应该“骄横跋扈牧黎民”的霸恶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