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末的君主立宪运动，虽然被辛亥革命所切断，但它既是中国君主立宪主义的终点，也是中国整个立宪主义的起点。这场运动，其实可分析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和“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两条线索，其背后所依据的是两种颇不相同的立宪理论，但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情势之下，在政治文化的传统语境之中，二者之间却有着一种共同的逻辑，而这其实又在迄今为止我国立宪主义的全部展开过程中，投下了深长的暗影。
[关键词] 清末君主立宪运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立宪主义、国家优位
一、引言：历史的叙说以及叙说的立场
治史的人多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之役，我国作为东方最大的一个后进国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遭遇全面的危机，从而首先兴起了以“中体西用论”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器械技术，实现强国之梦。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无情地惊醒了这场运动的梦幻，当时的菁英阶层转而认识到：要让国家富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械之理，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2] 在这种情势之下，意识形态的话语符号自然也发生嬗变：引入机械、技术就被视为“末”，而引入西方政治的根本原理则被视为“本”。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下，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皇帝毅然下诏“明定国是”， 仿效当时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展开了把清王朝从上至下改编成君主立宪国家的变法运动，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3] 但这个变法运动不久就失败了，当时保守派的西太后发动的军事政变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实质上并没有实行正式的立宪。中国人开始接触立宪主义，并关心宪法，正如梁启超的论文《立宪法议》（1901年）的发表所显示的那样，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亡命日本之后才开始的。[4]
上述这种对历史的重述，似乎已经陷入了“西洋的冲击——中国的回应”（Westert impact-Chinese response）那种近代中国研究的传统模式之中。这种模式，曾被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柯恩（Paul A.Cohen）批判为忽视了近代中国自身内在的变革冲动。[5]
笔者虽然不否认近代中国在政治、法律的层面上深受西方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柯恩方法批评的意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的确可以追究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在接受“立宪主义”这一纯粹属于西方的理念和制度的最初过程——清末立宪运动的过程中，其本身已经形成了何种内在的变革力量？这些力量之间存在何种的张力关系？这种关系的动态结构又是否导致以及如何导致西方式的立宪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变容？也就是说，我国立宪主义是否在它的起点上就走上一种“歧路”？如此众多且重大的问题，注定是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得到全面解决的。本文只能姑且带着上述的问题意识，通过有限的追寻，初步接近上述问题的核心。
应该承认，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由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以及这种民族危机的意识愈发深重，以打倒清王朝，要求中国再生为近代立宪国家作为革命动机的武装斗争不断发生，开明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中，要求立宪改革的呼声高涨。在这其间，亲手镇压戊戌维新的清王朝的上层统治者，就不得不发布上谕，提出“新政”，恢复“戊戌维新”的一系列变法政策。并在1905年和1907年中，清王朝两次派大臣去日本和欧洲考察各国的宪政。其间，清王朝于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诏书，同时为了实施立宪政治，还开始改革官制，设立宪政研究会和法政学堂，改组宪政编查馆，到了1907年8月，钦令准备设立中央一级的“资政院”作为将来“国会的基础”，地方上各省的“咨议局”为地方议会做准备。在多方的呼吁以及革命气运的压力下，清王朝于1908年8月27日公布《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11月3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作为“延命之策”，着手开始实行君主立宪。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但如果将以上清王朝的立宪活动理解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的话，我们还不能忽视还存在另一方面的、“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的线索。这主要表现为，以开明地主和资本家为代表的“立宪派”曾最初呼吁立宪改革，并呼应清王朝的“预备立宪”而组织相应的立宪团体，进行了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进程。特别是1909年11月，各省成立咨议局，大量的开明地主和资本家进出该局，不仅成为立宪派强固的政治地盘，而且由此形成了此后我国立宪主义最初的社会基盘。如果这样看的话，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立宪运动，其实可谓是由“自上而下的运动”和“自下而上的运动”这两股力量彼此协同、交错进行，为此也得以在比“戊戌维新”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展开的一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