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纪末思考古老又常新的关于世界终末的思想特别适宜。正值千年转换的关头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人类近两百年来又出现了各种新形式的世界终末思想才是思想关头的事。莫教授在演讲中论析了三种不同的世界终末思想：基督教的和启示录式的，后一种又可以分为古老神议论式的和现代人议论式的。如何将基督教的终末论与启示录式的终末论区别开来，对于基督教神学家来说的确相当重要、而且不可回避。基督教的终末信仰不能与启示录式的终末思想为伍，不仅因为基督教信仰对于生命、历史、世界的看法不同，而且不愿沾染启示录式的终末思想手上的血腥和恐怖。莫教授提出的基本论点是，基督教与启示录式的终末盼望不同，因为基督教信仰"注目的不是生命、历史、世界的终点"，而是"永恒生命的开始、上帝国的开始和来临世界的开始"，而启示录式的终末思想关注的是可怖的末日景象。"新的开始"，而非末日的终点，是将基督教终末论与启示录式的终末论区别开来的关键。
莫教授讲的都是西方思想和历史巾的事情。那么，关于世界终末的思想，是否西方特有，与中国的思想和历史没有关系?近些年来，在美国和日本的汉学研究界出现了一种动向，将西方干搐年主义(Chiliasm或millenarianism)的思想观念用于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乃至历史上的各种民间"起义"。当代汉语学界一早就关注汉语思想传统中的所谓乌托邦思想，直接的触发因素还不是毛泽东主义具有的乌托邦精神，而是康有为这样的儒教左派--公羊学派的"大同"思想。事实上，人们不需要如何费劲，就可以从原始中国思想中找到乌托邦思想的要素和相关语词。可是，如今人们发现，千僖年主义并不就是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提供的是保证人人可以分享的幸福世界景观，千禧年主义刻写的是为了世界的终极转变清除某些人的生命(遑论幸福)的终末时刻。乌托邦思想关注描绘理想的、甚至静态的生存状态--所以Ralf
Dahrendorf称乌托邦思想是"静态思维"，与此相反，千禧年主义关注世界终极转变的激荡状态--善与恶、天使与魔鬼、光明与黑暗的之间combat(交战)状态。这样的状态有如Carl
Schmitt的Ausnakmezu-stand(例外状态)或Emstfall(紧急关头)，死上无数条命是必须的，遑论他们的幸福?在这样的状态中，甚至以不杀生为第一戒律的佛教徒也必须"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护法优婆塞等，应执刀杖拥护如是执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之者，不得名为大乘人也。……王今真是护正法者，当来之世，此身当为无量法器。(《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十二)"乌托邦思想关心超逾了现世的理想状态，至于这个现世世界是否出现了紧急关头，反倒极其冷淡，有如莫尔在《乌托邦》中劝已经不治的病人最好"自己断食"、或者"让其安睡"。千禧年主义牢牢记住的是这个世界已经病人膏盲，新世纪急切地就要来临。并非如某些学者(如日人三石善吉)所说的那样，乌托邦思想是菁英知识人的理想国，千禧年主义是遭遇现世损害的平民百姓的"起义"热情。菁英知识人或遭遇现世损害的平民百姓都可能具有乌托邦思想或投身千禧年主义的争战。可以说，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乌托邦思想渴求幸福，千禧年主义渴求正义。在古老的千禧年主义中不仅有急迫的终末论，而且有严峻的神义论，乌托邦思想就并非如此。千禧年主义的末世景观中的紧急关头要命的时间紧迫感全然来自神义的忿怒，近代以来，神义的忿怒变成了人义的忿怒，仍然没有改变这种思想的基本结构。在历史中，千禧年主义的热情大多还是蕴藏在知识人，而非平民百姓身上。平民百姓从来就是被动员的政治对象，千禧年主义的知识人热情仅需要到平民百姓身上寻找现世的不满，再从政治上把它纳入千禧年主义的末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