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 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 “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 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 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 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