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宪政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宪政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 （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 （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5] （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76] 张辰龙：《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保持张力：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民主理论》，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9页。
[77] （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4页。
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作为研究对象而言，在西方自古希腊就形成了两大独立的学科。直到近代才逐渐形成交叉研究。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产生早于经济学，古代王朝的更替为政治研究提供了素材，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和政体的变动催生了政治学，而那时的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经济学在近代的产生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时有重合。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学力图摆脱政治内容，专心于市场问题，政治学则倾心在政府及其他政治行为体上。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政治学家关注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研究政府决策过程，两者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再度出现。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界中由几种影响相当很大的流派体现，在政治学中也被当作新的学术动向，引起普遍的关注。当代政治学与经济学在政府及其有关的问题上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再度被提起。由于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意不同，故又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一 城邦学说中的政治与经济 古希腊的城邦学说已经初步涉及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古希腊的社会组织以城邦为单位，城邦中的居民过着共同生活，个人离开城邦难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护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统治者的专横，以及外敌的入侵。城邦（polis）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古希腊还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现代同义词是‘国’(country).”[1]其中既有国家的成份，也有社会的成份。当时的各门学问以城邦的运作为中心展开，所以有人把那时的学问称为“城邦学”。城邦学以研究城邦政体为主，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现代较精确的概念来看，希腊人城邦学说不仅是政治学，而且又是伦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2]最早出现的学科萌芽有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经济学在当时的雏形是家务管理，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古代思想家在正义、善、分工等概念的讨论中各自论及了财政、城邦对经济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业、货币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