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 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