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变法也严厉打击旧贵族，然而其目的与结果全然不同。公元前390年左右，楚国吴起变法，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之缘故，“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甚至“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注：《韩非子·和氏篇》、《吕氏春秋·贵卒篇》。），目的是要改变旧的分封制权力结构以加强君主的国家集权统治。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在剥夺旧贵族特权的基础上，将臣民的等级爵秩完全纳入军事轨道，以增强国家军事力量。当然在打击旧贵族的过程中，部分平民得以进入军功官僚集团，但其缘故与结果决非是为平等政治权利和提高整个基层民众的社会地位，而主要着眼于收取旧分封贵族的权力，以完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之政体。
战国变法还讲究整顿吏治，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齐威王“赏一人，诛一人”，“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滑稽列传”、“田世家”。）秦国“其大夫出于其门，人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私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注：《荀子·强国篇》。）要求官吏一心奉“公”，即完全投入于事奉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公务中。尤其是韩国申不害讲究君主统治权术之改革，就是为了禁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而主张“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最后，“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注：《群书治要·申子·大体篇》。）。《商君书·修权篇》宣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做到群臣乃至全国都跟着君主一人运转。其中心问题都在于如何使“吏治”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体系之中，这样新兴军功官僚集团很快堕落为君主的驯服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
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平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展开，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平民与贵族的平等化进程得以初步实现；在平等权利的理念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出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雏形。而战国变法，其核心则基本围绕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方面，进一步剥夺本国民众的基本权利，还包括燔诗书、禁游学诸文化政策。其强国兴邦与进行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扩张国土和增固君主的权力，而西方古典古代社会有关人民取得平等权利的改革内涵，在战国变法中完全找不到相应的影子。二
为什么中西上古时代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会产生如此迥然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寻探究而发人深省的课题。它与两者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也有着当时社会权力结构与经济、法律诸方面基础条件的区别等等缘故。然而表现出来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两者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完全不同：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的主导力量是平民阶级，而战国变法的主导力量却是各国君主，及其代表极端君主派的法家人物（注：参阅拙作：《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在古希腊雅典，平民与贵族矛盾不断加剧，阶级关系极度紧张，下层平民甚至到处酝酿起义，而促发了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数十年之后，人民起来推翻僭主统治，随后又与联合斯巴达王实行寡头统治的贵族斗争，取得胜利而推选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又在一系列与贵族的较量中，迎来了厄菲阿尔特改革的成功，然而民主派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其最卓越的领袖厄菲阿尔特遭贵族暗杀。最后，伯里克利当选为首席将军，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雅典的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繁荣。其中，这些领袖人物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平民的要求，权衡利弊、因势利导，以凌驾于平民与贵族阶级之上的身份，平衡两对立阶级的权益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改制立法的进步措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大刀阔斧而较为公正的社会改革，它实际上都是平民的阶级力量及其斗争成果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