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50 年代开始经济的高速增长时，它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要远远小于我国在79 年改革开放之初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而日本从50 年代至80 年代中保持了近40 年的高增长速度，亚洲四小龙从60 年代初至现在也维持了近40 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从技术差距的潜力来说我国大致可以保持50 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还能够再维持30 年。根据这一分析，对比目前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表明，如果能把我国与美国之间7% 的年经济增长率差距再保持30 年，则至迟到下世纪30 年代，我国的GDP 总值就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1993 年美国的人均GDP 是23400 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当年我国人均GDP 则为470 美元，这一数值是美国的1/50 ，而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 倍，因此在93 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1/10 ，如果我们能保持7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差距，则大约在35 年后即到下世纪30 年代我国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美国；因为同样一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能购买的商品数量是不一样的，因此较客观的比较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按此方法计算，我国93 年人均GDP 为2300 美元，则我国的经济规模大致为美国的1/2, 那么在10 年后即在下世纪初我们就将达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如果上述分析成为事实，则我国将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由盛而衰，继而又由衰而盛的国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
二体制不配套引发的问题
林毅夫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从微观经营机制出发，然后逐步推向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总的来说，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则落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是有其原因的，改革之初，由于作为我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有企业的特点是效率非常低、缺乏竞争能力、经营能力薄弱，如果象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休克式”疗法进行全面的改革，则国有企业必将大量破产，国民经济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社会就可能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因此，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为了社会的安定，我国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这一改革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滞后导致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中微观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宏观政策环境三者间的不配套，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呆帐坏帐问题恶化、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扩大、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以及粮食供求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势必会威胁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具体分析如下：
1. 国有企业亏损。
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改革的落后，目前国有企业依然背负着许多政策性负担，这些负担包括：(1) 沉重的职工养老负担和各种福利负担以及债务负担；(2) 一部分国有企业产品的价格依然被严重扭曲；(3) 有些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过高，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政策负担的存在使得人们无法评价企业经营机制的高下和经营绩效的优劣，国家也缺乏对企业进行监督所需要的客观指标，国有企业总可以把任何亏损都归结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所致，因为政府必须对因政策的原因所导致的亏损负责，因此企业的预算软无法硬化，当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就必须给予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自主权越大，企业以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在不断减弱，1996 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大致是1/3 盈利、1/3 明亏、1/3 暗亏，97 年则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2. 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银行在收集信息和降低道德风险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在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时银行比其它金融机构要有利的多。因而在全球范围内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对整个经济至关重要，银行恐慌会引发整个经济的严重衰退，1997 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银行的坏帐率太高，过高的风险使得公众对银行业丧失了信心，由此导致了银行危机和汇率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的深化，银行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今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呆帐、坏帐比例高达25% 左右，甚至比东南亚各国的坏帐率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