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理性本质之神秘，在我看来，也顺便揭示了思想复兴的内在机制。他把理性分为“小理性”和“大理性”，他认为应当追求“大理性”，他说：“弃绝这个世界的理性――上帝的非理性，就是自由的而不是奴役和黑暗势力的最勇敢行为；弃绝小理性，克服逻辑的局限性而获得大理性，逻各斯就开始当令了。小理性是ratio，它是唯理论的，大理性是Logos，它是神秘的。小理性起切断部分的作用，大理性起完整精神生活的作用。……逻各斯观念本身是神圣的宗教哲学的观念，它与警察哲学、世俗哲学格格不入。”[22]如果一定要区分出理性的层次来，那么别尔嘉耶夫的分法倒是大可借鉴，即，“小理性”是ratio，“大理性”是logos，而对逻各斯的倾慕是几乎所有现代哲学家所共患的“怀乡病”，是思想复兴的征兆，或许只有在最古老最源始最根本的意义上理解理性这种logos才可能是问题的出路。现代与后现代的思想家都相信，摆脱危机的出路，就在于把灾难深重的现代文化重新放回到它的本然根基和应然道路上，具体说来，就是“与源头和根源重新结合”。思想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结合”，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景象又必将给我们带来难以言表的激动和难以预料的成功。
思想的复兴在20世纪最后10年开始了全面的启动，它告别了喧嚣和愤世的解构主义，超越了后现代主义以“破”代“立”的暂时性、试验性理念，开始了平实、宽厚与祥和的建设历程，21世纪因此才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人类才有了实在的希望。
注释：
[1] 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52-53页。
[2] 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3] 里克曼《理性的探险》姚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页。
[4] 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5]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6] 里克曼《理性的探险》，第25页。
[7]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8]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第208页。
[9] 里克曼《理性的探险》，第9页。
[10] 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第57页。
[11]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62页。
[12]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43页。
[13] 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何光沪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980页。
[14] 胡塞尔《胡塞尔选集》倪梁康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976页。
[15] 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第52-58页。
[16] 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第54-55页。
[17]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40页。
[18] 哈贝马斯《走出主体哲学的别一途径：交往理性与主体中心理性的对抗》汪民安等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1页。
[19] 里克曼《理性的探险》，第150页。
[20] 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第503页。
[21] 胡塞尔《胡塞尔选集》，第990页。
[22] 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