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雅斯贝斯、伽达默尔以及哈贝马斯、波普尔等人掀起了重新认识理性并恢复理性名誉的运动，到今天，已经取得了具有转变世风的初步成效。卡西尔深刻地认识到，“理性”已经不是一个仅仅标识近代认识历程的特殊概念，而是已经演变成（或者本来就是）包括18世纪在内的整个传统思想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人类几千年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人类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那种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经济理性、法律理性等等，只不过是整全理性的一个个侧面，其中某些部分的改变不应该被理解成整体的崩溃。理性不仅是人类的一种能力，更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气质，它代表着人类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它体现着人类不盲从不迷信，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理智”（康德语），不向定论和权威低头。“理性是持续不断地向他物前进”，“理性为了能够毫无约束地听从那无所遗忘而又敞开的统一意志，敢于要求，敢于冒险，所以它是彻底摆脱一切已经有限和确定从而固定了的东西的可能性。”“理性会把一切已经认知的真理重新溶合而升华成为正在出现中的大全的真理。”[15]雅斯贝斯这种激情昂扬的观点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真正的理性所处的境界中，而他所说的“理性”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研究课题之别样表达，那就是转型。正是理性使现代性得以可能，也是现代性的转型得以可能。在他看来，“理性是使一切起源可能的东西，由于它，它们才发展，它们才敞开，它们才纯化，它们才发言，它们才运动。它使出现于各种样态的大全之间同时却又构成新的统一（Einen）的经验的那些冲突和斗争，可能成为真正的冲突和斗争。”[16]这是对理性的最为优美、最为动人的表述。理性的“敞开”、“纯化”以及“运动”就是它复兴的源泉。
哈贝马斯认识到现代性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计划，颠覆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他于是顺着这个思路“按照合理性的意义重建理性概念”，结果才有了“交往行动理论”的皇皇巨构。在他看来，他所谓的“合理性”作为一种“通过论证演说促使自愿联合和获得认可的力量的中心经验”，可以理解为“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题的一种素质。合理性体现在总是具有充分论据的行动方式中，这意味着，合理的表达要经得起客观评价。……对有争论的运用要求所做的一切明显得检验，都要采取一种具有论证前提和充分要求的交往形式。”[17]说到底，理性就是一种维持交往和行动得以能够继续的能力。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观念是把理性从其高高在上的规范性的地位复位到生活世界的津梁，他对内在于理性之中的交互性的认识顺应了思想由理论领域向生活领域复归的潮流。他说：“从主体中心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也鼓励我们再次恢复从一开始就伴随现代性的那种反话语。由于尼采对理性的激进批判不可能始终如一地沿着形而上学或权力理论的批判路线进行，所以，我们便转向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途径。一种正在崩溃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基础也许能在其他前提下加以考虑，这样，我们就能公正地对待自尼采以来就被看做恶毒的、轻率告别现代性的动机。”[18]哈贝马斯关于交往合理性的另一条途径给我们更多史料上的启示，历史理性将逐渐在人类的交往中活跃起来，思想的复兴将承担起更为伟大的使命。
四、结语
理性的定位既是人类的自我重新定位，又是思想复兴的表征和开端。
历史上不绝如屡的理性探索者总结出了理性的能力的全貌：理性具备有效地选择手段的能力；理性能够协调个人和社会生活；理性把探求知识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最后，理性是所有具有社会意义的主体的独立的道德源泉。[19]总之，理性的含义是丰富的，随着理性的不断复兴，新的内容必定会不断增加到理性之中去，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对理性性质的揭示和体会必将逐渐深入，正如波普尔说言，“这个‘世界’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科学的任务。‘社会’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社会工程师的任务。（当然，这不意味着他将‘指挥’它，或是集权化或是集体主义的规划是称心如意的。）日常语言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或至少保持它的清晰标准却是我们的任务。”[20]而从理论上说，是理性给予一切被称为“存有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因此如下公式就不可谓不简洁而且重要：“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的世界以意义；反过来，世界通过理性而成为存有者的世界。”[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