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从它一贯的立场出发，认为我们试图认识或发现的真理不是最终的，而是可以接受改进的；我们的知识和学说是推测性的；它是由猜想和假设构成的，而不是最终的确定的整理；批判和批判的讨论是我们接近真理的唯一手段，他从这些颇有商量余地的学说推导出了理性的核心实质：“在我们认识世界的尝试中，只有一种理性要素：就是对我们的理论进行批判的审查。”[9]简言之，理性就等于一种批判性的审查。而在雅斯贝斯看来，理性永远不会变成必然会限制自己和固定自己的那种占有性的认知作用，它毋宁始终是没有固定界限的启发作用。因此理性的批判作用就变得如此关键，“理性，它粉碎狭隘的伪真理，消解宗教狂热，它既不容许情感上的慰藉，也不容许理智上的慰藉。理性是‘理智所感到的神秘’，不过理性却在理智的一切可能性中发展理智，俾使它自己感到这个神秘是可以言说的。”[10]
理性为了能够毫无约束地听从那无所遗忘而又完全敞开的统一意志，敢于要求，敢于冒险，所以它是彻底摆脱一切已经有限和确定从而固定了的东西的可能性。因此，理性鼓舞了一种否定力量，使之能够无视一切。这就是理性批判意义的最大值。思想温和、厚重而纯正的伽达默尔对理性的批判功能有着和颜悦色的教诲，他说：
理性就在于，不要盲目地把理性作为真的举止，而是要批判地对待理性。理性的行动总是一种启蒙的行动，而不是被绝对地设置的新理性主义的教导，并非在于认为自己对一切事都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棗理性总是被理解为经常对自身和自己的条件进行自我解释。[11]
理性的这种无私无畏的自我批判本质早已经为康德所揭示了，理性的根本意义就意味着“限制”，既限制感性的盲目，也限制自身的泛滥，或者反过来说，人既然不愿意做旧理性的奴隶，那么就更不应该做感情的奴隶。理性作为“论衡”本身就是对现实和自我的批判。从逻辑上说，既然理性的失位、受贬、堕落以及技术理性的漫天统治导致了理性深度和普遍性的丧失，那么我们只需要回到它的“批判性”意义上来，即时刻记住它所应受到的有限性范畴的束缚，那么问题可能就会开始得到解决。正如理性的自我批判在康德那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现代人对理性的全面批判同样反讽性地使真正的理性又一次焕发了无穷的活力。
三、思想的复兴
理性终归是存在的根据，而理性哲学也终归是问题意识的源泉和解决问题的场所，虽然任何一种解决都不能被视为最后的解决。就哲学而言，伽达默尔有言曰：“哲学无论在康德‘摧毁一切’的批判之后，还是在‘思辨’于19世纪威信扫地之后，亦或甚至在‘科学统一性’理想压倒一切‘形而上学’这一判词发布之后，都不能放弃探讨自己的那些问题。”[12]哲学也罢，理性也罢，千秋功过任人评说，我自默默耕耘。理性具有本体的地位，与人自身存在关系极其密切，理性的作用和它对人的关怀从来就不曾消失。
在这种理解的支配下，现代人对理性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了我们称作“理性的复兴”（进言之，即“思想的复兴”）的历程。蒂里希的话很有穿透力，他说：“对理性本身进行非难，要么是无知与浅薄，要么是狂妄与傲慢。”[13]胡塞尔亦坚定地认为，理性自身之中没有什么谬误，也没有什么错误。当然胡塞尔所说的理性不是旧理性，而是“高贵的和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是原本希腊意义上的理性”，就如同蒂里希所说的“存在理性”。因此胡塞尔对理性拯救的企图最终演化成了“新保守主义”在最近几十年的燎原之势，而胡塞尔关于新理性的阐述几乎成了重建主义的经典，他说：“我们在此不是复兴旧的理性主义。过去的理性主义是谬误的自然主义，它显然无法把握这最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精神问题。我们在此讨论的ratio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以一种真正普遍彻底的方式，以科学的形式来理解自身的精神；这种科学的范围是普遍的，而一种全新的、按照科学来进行的思想活动就建立在其中。在这全新的思想活动中，一切可以考虑到的问题棗无论是关于存在的，关于准则的，还是关于所谓‘生存’的棗都找到自己的位置。”[14]这种“找到自己位置”的就是“自我定位”，也是胡塞尔“必须要坚持”，并“始终意识到对人类所应承担的责任”棗“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我们切不可为了减轻我们的困境而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作为最终无法根除的恶遗传给我们的后代”棗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