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性的重新定位
在经历了现代人（如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颇为尖刻的批评之后，理性的内涵作了大幅度修改，其功能性定位也有巨大变化。
首先，理性是一种行动的指南。
早在康德—费希特那里，甚至更早的时代，认识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思辨，而是先在地包含了行动的意义在内。因此在理性的诸多内涵或名称之中，我们把它叫做“基本的理性主义”也好，叫做“批判的理性主义”也好，摆在我们面前的理性主义是开放的，同时并不单纯是一种智力上的事，它更多地是一种行动上伦理上的事，“对于这个问题，不论我们是或多或少地采取某种非理性主义的激进形式，还是对那种我们已经将其命名为‘批判理性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作出最低限度的退让，都会深刻地影响我们对其他人或者对社会生活的诸多问题所持的总体态度。”[4]波普尔“坚持没有哪种情感，甚至没有哪种爱能够替代由理性所控制的制度的统治”，是因为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即使他认为理性主义已经走得很远，但他仍然同情它，并提倡“一种承认拥有某种缺陷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非理性的感情和激情是更加靠不住的。的确，波普尔的常识性观点可讥为“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把最后的决定交付给理性，而不是交给某种包括爱、信念和感情去处理，毕竟那些极有意思的东西不总是很靠得住。的确，波普尔的常识性观点可讥为“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把最后的决定交付给理性，而不是交给某种包括爱、信念和感情去处理，毕竟那些极有意思的东西不总是很靠得住。
当然，对理性的“交往行动”属性颇为青睐的还是要数对此有过精深的专项研究的哈贝马斯，他把传统的“理性”观念转化成了更为实在的“合理”概念，他说，“在交往联系中，我们不仅把那种能提出一种论断，并且针对批判者，通过相当明确的阐述，论证这种论断的人，称为合理的。而且我们把那种能遵循一种认可的规范，并且针对批判者，按照合法行动要求的观点解释现存情况，为自己行动进行辩护的人，也称为合理的。”既具有“可批判性”，也具有“改善的能力”[5]理性在“认识”这种“坐而论道”与“行动”这种“立而起行”之间自由穿梭，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人类最终极的自由。单就人类的行动来说，不管它的先验原则也好，还是它的具体程序也好，离开了理性是无法想象的。
其实理性本来就包含着交互性，从而理论上由单纯乃至绝对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向“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进渡才能被充分地理解。理性不仅追求统一性的认识，而且也追求这个统一体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否则这个“大全”又何以可能呢？对于被雅斯贝斯称为“整体交往意志”的理性，波普尔有从一个较为实在的角度阐释道：“采纳理性主义还暗示着存在一种交往的共同媒介，一种理性的共同语言。”[6]我们当然要问，通过使用共同交往媒介（即语言）是否就能推导出理性的交互性来，这实际是一个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同时波普尔仅仅通过人类那些迄今为止仍然是理性的各种母语之间能够彼此翻译来“暗示”人类的统一和人类理性的统一，随便我们怎样宽容，这样的推论总是太过简单化了。但无论如何，理性之为共同的思想构架就十分明显了，而时下所谓的“公共理性”也就有了理论根基。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理性是一种批判能力。
理性这种认识不是一般的随随便便的认识，它不是仅仅为确证事物的存在样态而进行的被动的理智游戏，而是处处体现着人类自主特性的一种反思和超越的能力，理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哈贝马斯把批判看做是认识和兴趣的统一，理性的认识不是单纯的和被动的认识，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批判。根据他的观点，“理性遵循的是解放性的认识兴趣；解放性的认识兴趣的目的就是完成反思本身。”[7]哈贝马斯并且进一步把批判叫做“认识论的自我扬弃”和“反思的自我否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