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 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Ibid.,pp.21—28,and p.32.事实上， 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 参见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 Holsti et 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 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 ）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 ）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Ibid.,chapter 2,pp.17-49.）。 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Ibid.,pp.263-269.）。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注：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共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参见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2(Spring 1988),pp. 275-316;Walt,"Alliances,Threats,and U.S. Grand Strategy: A Replyto Kaufman and Labs,"Security Studies,Vol.1,No.3(Spring 1992),pp.448-482.）。尽管如此，沃尔特的理论并不是没有批评者。
有的学者指出，制衡—看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国家的结盟选择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不少制衡和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注：Glenn H. Snyder,"Alliances,Balances,and Stability,"p.128.）；有的学者则认为，沃尔特的理论低估了国内因素在同盟决策中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常常会影响国家最终选择哪一种类型的同盟（注：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施韦勒文章中的有关注释。See 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 Michael E. Brown et al.(eds.),op.cit.,p.251,fn.9 and fn.10.）；还有的学者批评说，新现实主义的立场使沃尔特的理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同盟的影响（注：Robert O. Keohane,"Alliances,Threats,and the Uses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3,No.1(Summer 1988),pp.174—175.）。
在迄今为止所有对“威胁均衡论”的批评中， 兰德尔· 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批评可能是最为有力的。在施韦勒看来， 无论是沃尔特还是沃尔兹都犯有这样一个错误，那就是把制衡和看风使舵看作为安全目标所驱使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行为。由于沃尔特仅仅把看风使舵的定义局限于国家屈服、然后与威胁施加国结盟这样一种情况，并且相应地只考察那些涉及重大外来威胁的同盟，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得出“制衡型同盟占绝大多数”的结论。而实际上，同盟不仅是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看风使舵，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的利益而主动地、机会主义地看风使舵。在沃尔特的理论中，看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和威胁施加国的同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忽略了。事实上，看风使舵行为可能比沃尔特或沃尔兹所表明的要多得多（注：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pp.251—252,p.256 and p.270.值得注意的是，施韦勒并没有断言看风使舵型的同盟比制衡型的同盟更普遍。）。施韦勒进一步分析道，国家可以分为维持现状国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两类。 维持现状国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修正主义国家则希望增加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威望，因此倾向于发动征服战争，或者看风使舵，加入到更强大的侵略国一方去捞取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对国家的不同需求不加区分，只强调安全， 从而陷入了一种“维持现状的偏见”（the status- quobias ）， 这种偏见是导致“威胁均衡论”产生谬误的深层原因（注：Ibid., p. 262. 关于施韦勒对“维持现状的偏见”的论述， 另外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 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in Benjamin Frankel( ed. ) , Realism: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Frank Cass,1996),pp.9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