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服天命”到“天命令”
先期的人类从自然中走来，原始的图腾崇拜和祖先神崇拜占据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论证他们说理的合理性时，都打上了“天命”的烙印，把体现他们意志的说理说成是天命的体现。《易经》是其典型的例子。
人类社会是一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在今天看来是太深奥了，不过，在人类之初，其自然历史过程是最切帖的。因为他们刚刚从自然中走来，还抹不去身上的泥土，他们把他们自身与自然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遵从四季的变化，遵从阳光、雷电、风、雨，遵从山川水泽的安排，他们努力使自身与动物界分离，他们要别男女、区分父母兄姝、着衣服、同姓不通婚，他们要有人伦，他们要敬祖宗，他们要建立礼文化。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天命”的要求。因为只有服从这些“天命”人类才能发展自身。认识这些“天命”的人大概就是圣人，要求人们服从这些“天命”的人大概就是领导人——伏羲、神农、黄帝。伏羲、神农很难考，黄帝时代中国已有“天命”思想，不过这个“天命”是指自然规律之“天命”。
远古之时的“天命”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上天决定的命运，它的核心是自然之天。人从自然中走来，他们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也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只是人是有高度思维的存在物，他们把自己当作主体，把自然界当作客体，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以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但是，那高高在上的，包罗一切的，变化无穷的，给人类以阳光、风云、雷电、雨雪的“天”其力量太大了，似乎决定着人类万物的命运。人类自身太弱小了，他们必须顺应那高高在上的自然之天才能存在和发展，顺应那天者发展得最好，其生命存在得最好，他总是遇到好的运气。
人的思维总是双向的，是人要服从那自然之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天，反过来是天要命令人们服从那自然之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天的命令。这两种思维的方向是相反的，但一定条件下对人的结果是一致的，即：你必须服从自然规律才能生存，自然规律命令你服从它你才能生存，“生存”的结果是一致的。后一种思维把天赋予了思维，把天当成了主体，把人自身当成了客体。天被神话了。中国人的“命”这个词，既指“命运”，也指“命令”。
中国人思维中，从原始的“天命”思想到集权社会管理的神权思想有一个过程，这个思维方式从强化到弱化，又到强化。从夏到商是强化，从商到周是弱化。在大一统趋势下，由秦开始被强化。自秦以后从理论上强化的有三次，第一次是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第二次是韩愈的道统学说，第三次是宋明理学。第一次的强化是大一统趋势下的结果，第二次的强化标志着中国走进中世纪，第三次强化标致中国进一步走进黑暗，人完全非人化。
二、天命观内涵的扩大——领导权神授思想
人类之初认识和顺应自然之天的强者是觉者和智者，他们自然地成为“领导人物”，他们也告诫人们要适应（服从）自然之天，“服天命”。人们把领导人物的社会权力与“天命”附会——领导“受命于天”。
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中国文化的演变看，中国文化的“天命观” 是很浓烈的，它几乎充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天上升为哲学范畴，随着集权政治的产生，“天命观”的范畴太广泛了，它包含了自然规律之天、社会规律之天、上帝之天。而自然规律之天是中国“天命观”之源；社会规律之天是自然规律之天用于社会管理或社会生活的引伸；上帝之天在中国就是“上天”，是由服从自然之天逆向思维而引伸出的“是天命令我们”被领导人用于论证其领导权神（天）授的神权思想之天。领导权神授的社会管理思想，即：“代天管民”思想。
集权政治制度下，同为人，同为炎黄族子孙的人，为什么你要管我，我要被你管？夏启至清的领导的解释是“神授”。不象我们现在的领导是自封为“代表人民”，不需要人民选举就自称为“人民赋予我的权力”。的确比古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