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神授思想形成于夏代，极盛于殷商，动摇于西周，秦以后至清又被强化。我们从夏、商、周的“天命观”是可以看出这一点的。
中国人早期信鬼，神是后来的事。因为中国人是苍碧礼天、黄宗礼地的民族，他们很务实，他们遵从自然规律，并要求服从自然规律，他们把自然规律当作天，并要求人们“服天命”。鬼的观念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迷信”观念，而是同“礼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礼文化中核心的问题是“孝”，孝是人类“野人”和“文明人”的分界点。“孝”使老幼有别、长慈有终，是人口繁衍的基石，孝使人口繁衍超越了动物界的本能繁衍。“孝”使人类认祖宗、祭祖宗。“祖宗死了，他们到哪儿去了？”“啊！他们的肉体死了，他们的灵魂还在。他们成了‘鬼’。”中国人由敬祖先而信鬼，迷信鬼是后来的事。“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fu：通“?”。古代祭服的蔽膝,用熟皮做成 ）冕。”（《论语·泰伯》）（译文：饮食简单而却尽量敬孝鬼神，衣服简朴而祭祀时却尽量穿得华美。）孔子是后来的人，那时已鬼神连用了。鬼是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人死了变的，神是离自己很远的又是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东西。后来的领导为了证明他们权力神授，把他们的祖先神化，他们的祖先是“祖先神”。（中国文化的“教”是从“孝”从“文”，可见“孝”在古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禹是“敬孝乎鬼神”，殷人更是迷信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这个神已经主宰了一切，所有社会（国家）事务，丰收减产、战争胜负、城邑兴建、官吏陟黜（zhi chu）、民心向背等等，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天和祖先进行祈祷或请示。注意，殷人“上天”之神与他们的祖先神是合而为一的，是一元论的神，他们的祖先由鬼而神。三、宗教与神权：中国文化中讲“天命”思想，而不讲神权思想，神权思想是借助于西方中世纪理论描述中国的天命思想。这种描述只符合天命思想的一些内涵：论证领导权神授的一面。的确，自秦以来，神权思想在“天命”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宗教严格地说主要是外来的。佛教来到中国，一开始就受到打击，直到领导人发现它可以用来统治人民，释放领导权重压下的反抗情绪，论证领导权的神授性时才允许其流传，很快“汉化”，并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中。范缜作《神灭论》光照千古，正说明汉文化自身抵御“神学”的能力。中国的道教是借助老子思想而产生的宗教。它继承的是老子学说的消极面，在民间主要是避世求生。避世即远离领导权，求生是理想化的“成仙”。道教一开始就被官方打击，大概是被认为与领导争夺人民群众，当作邪教。在中国，由于它自身的特性，不可能出现象西方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和教权。上古之时的祭祀主要是礼文化的需要，把它当作宗教化是不对的。它们有联系，但更主要的是区别。中国文化保留了人类脱离动物界最原始的特征——“孝”，其后一直把“孝”作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原则。由孝而敬重祖先，由敬重祖先而怀念祖先，祖先由人而鬼。领导人为论证其权力神授而神化祖先，把他们的祖先当作“神”，民间一般是不会把他们的祖先当着神的。这与宗教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祖先神首先是人，而宗教中的神虽然人格化，但首先是神，是脱离人的神，又是管理人的神。中国的祖先神不是管理人，而是福佑人。有的学者在三代找“政教合一”的证据，是不科学的，或许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