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或者说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吉尔平，1994），而现代国家的构建则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这种持续性不仅体现在单个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诸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上（宁骚，1995）。因此，国家构建可以作为检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视角和基点。
一 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民族国家构建
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和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building)三个概念也开始被国内学界较频繁地使用。尽管如此，对于三者的界定、相互间的关系（定义上和历史时段上）以及适用范围，存在着比较混乱的看法。比如，对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 的译法就有多种。比较流行的有“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建设”或者“国家形成”。实际上，这种混乱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即使在创造这些概念的西方社会科学界，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民族国家有多个表述形式（nation-state， national state，nation state）就说明了这点。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从西方引入的概念所反映的历史情境与这些概念使用者的非西方认识情境的不对称。具体而言，一方面，与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一样，这三个概念也是从西方经验中归纳出来的，虽然在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后得到了理论上的抽象，具有了相对的普适性，但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地域历史性。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认识背景下，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现代汉语中的“国家”起码充当了英语中的三个词：作为地理概念的country；作为政治概念的state；作为民族/文化概念的nation。作为研究者很难在语言表述上把作为分析概念的“国家”与作为日常生活概念的“国家”区分开来。这直接导致了研究表述中的困境。
除语言表述的独特性外，“国家”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当代政治文化中还被赋予了强烈的本土性的解释。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国”与“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政治人的生长逻辑，也是“国”的家庭化或家族化的典型写照。虽然与西方传统类似，传统文化在序列上把“国”置于“家”之上，但是并没有把二者作为“公域”和“私域”区别开来（亚里斯多德，1965），而是把两者重叠在一起，淡化了国家的制度形态，突出了国家的道德意义。1949年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建立后，传统的国家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计划体制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有明显的“家庭化”色彩（Kornai，1992）。与此同时，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国家的暴力特征被突出出来，“暴力化”被公开赋予了合法性。“家庭化”与“暴力化”形成了相互增强的互动关系，不仅全面拓展了国家占有的空间，造成了社会政治实践方式的简单化，而且导致了社会认知的单一化。带着这种历史情境下产生的认识记忆，显然会对“国家构建”、“民族构建”、“民族国家构建”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无法理解。
因此，对三者进行明确的梳理非常必要。梳理首先从对“State”、“ Nation”和“ Nation State”的区分入手。
在西方政治词汇中，“State”作为一个对特殊政治单位的指代词和分析的概念到15、16世纪才被确定下来。之所以特殊主要因为，中世纪以后政治权力的行使范围已经在空间上远远超过了古希腊以来作为基本政治单位的城市（Bobbio,1989），并且更加复杂多样。在此之前，对最高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大范围）政治组织的指代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词汇。在古希腊，有Polis（城邦），古罗马则使用 re Publica（共和国），中世纪则使用Civitas（共和国、民主国）。比如，霍布斯在他的拉丁文著作中，使用的是Civitas，而在英文著作中则采用“Commonwealth”。显然，自古希腊之后，包括古罗马人在内的学者们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够包容不同类型政体的、具有“属”的特征的词汇。因此，用re Publica 、Civitas这些本来属于“种”的概念充当了“属”的概念。中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生活空间的扩展，城市已经无法容纳政治权力的行使。同时，欧洲政治格局日益多元化，战争的频繁发动和规模扩大，使政治权力的暴力特征日益明显。如何概括这个地域范围扩大、暴力特征明显的政治实体成了当时许多思想家思考的重点。“State”（国家）概念的出现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