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汉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儒家开始干仕。首先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当陈胜农民起义军起，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都说陈胜将反或者为盗，必须发兵征讨，胡亥不高兴，于是叔孙通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 ⑹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议论的结果，讳病忌医的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⑹。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评价他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实在是敏锐观察到天下大势的明智之举。
刘邦文化不高，看不惯儒生的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能采取这样的姿态，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颇有声望和势力，这种情况下曲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难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解释说：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非信口胡说，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结果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的郑重提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⑹。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句话非常的厉害。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打天下儒家不行，治天下非儒家不可。可见叔孙通已经接触到战争时期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秦始皇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秦穷兵黩武，二世而亡。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政治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请叔孙通制定朝仪，他的训令只有一句话：
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⑹。
叔孙通的朝仪草成以后，先在野外搭蓬演习，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高祖参观演习。高祖看了，说道：
吾能为之⑹。
于是他命令群臣都学习这个新朝仪。
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汉七年阴历十月长乐宫正式实行。气氛肃敬庄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没有敢失礼者。朝仪结束，高祖喜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⑹。”尝到皇帝滋味的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进言：诸儒生跟随臣很久了，朝仪是他们共同商议制定的，应该也封官。于是高祖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
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干仕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的掌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陆贾《新语》
儒生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谈话，是极有深度的。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汉初几代皇帝都有听书的习惯，如汉文帝也听过贾谊、晁错的讲座，汉高祖实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虚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陆贾就开始顶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