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消极方面”所列的要点，教材的概述付之阙如尚在其次，这些要点能否相对准确地概括洋务运动的“消极方面”，考生通过切实的独立思考之后能否靠近这些要点，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似乎也存在推敲的余地。
第一、从考分的分布角度来看，“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与“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所概括的似乎是同一个层面（政治属性）的内容，将二者并列计分，似有重复之嫌。
第二、上文已经提到，说“军事工业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不能为国求强”，还有待充分的论证。至于民用工业，它的发生固然与李鸿章等人基于军工产品的原料、燃料、经费与交通运输的考虑有关，但这与“为社会求富”并不矛盾，并不等于说李鸿章等人所创办的航运、纺织、煤矿、冶炼、电报、铁路等民用工业与“为社会求富”毫不相干。
第三、回答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应当着重从洋务运动本身的负面效果中去寻找，看它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哪些危害与不良后果。“评分说明”所列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目的等项，即使完全符合事实，也很难直接说明洋务运动的“消极作用”，因为目的与结果毕竟是两回事。基于同样的道理，将“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也定作“消极作用”，并且列为榜首，其考分还高于其他4项，也显得不大合适。把洋务运动“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视为“消极作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洋务运动不由清朝官办，希望曾、左、李辈不去维护清朝的统治，这显然类似于超时空的想象，或者说近乎对历史的苛求。在答题中，多数考生无疑都能揣摩出命题者和阅卷者的主观意图，都对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大加声讨，而且很容易得高分，却反映了一种貌似历史唯物主义实则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抵牾的思维定势，亟待适当纠正。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还强调：“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地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我们对马克思关于不要经济范畴人格化的个人之于自身的阶级关系与相关利益负责的见解和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创造历史的见解没有异议，那么，就不必将曾国藩辈旨在维护清朝统治算在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帐本上，除非我们认定曾国藩辈可以为别的统治服务而发起洋务运动。其实，曾国藩辈的反动，充其量体现在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却并不体现在对近代历史潮流的反动，“变成资产者”（《共产党宣言》）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近代落后国家的最大的政治。至于洋务运动不曾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能否算作洋务运动消极作用的一部分，能否以成败论英雄式地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去冲淡或贬低曾、左、李辈为国家的富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虑。
三、且看独立思考者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洋务官僚维护清朝统治的问题，在我所评阅的3500分左右的考卷中，有3名考生对命题组和阅卷人都提出了挑战。考生之一答曰：“作为统治阶级开展的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要求他们脱离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考生之二说：“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超阶级的手段和方法，只能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进行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考生之三云：“甲午战争证明了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习惯上常把洋务派的这一失败归咎于他们只倡导学习西方器物，而没有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我认为，从当时洋务派所处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言，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意识到）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是超越了其社会基础和阶级本性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洋务派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其只能意识到西方科技的进步性，他们能够以改革的眼光发展洋务企业，体现了其爱国思想和改革气魄，从大方面而言，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