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50年至今中国人口一直处于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相当显著，80年代以后政策效应趋向弱化，虽然在具体工作中离不开社会制约机制，但实际上社会制约机制的功效已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到了9O年代，社会进步大背景下的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开始日趋重要。
（5）在三个阶段的划分中，第一阶段的死亡率率先下降可以视为制度变革的产物，建国之初国泰民安，医疗卫生条件大有改善，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到50年代后期，出生率也有了缓慢然而自觉的下降趋势。第二阶段的出生率下降属于典型的“政策型”，是通过政策的力量压下来的，但政策的功效毕竟不是万能的，生育率的下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社会文化边界。进人80年代以后，“一胎化”的生育政策由于缩小和限定了生育决策的空间，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文化边界上的生育冲突。这样，到了第三阶段，就可以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归类为“发展型”。换句话讲，没有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并触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育态度，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将是难以预期的。
（6）中国人口转变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7O年代以来引入了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因素，从而干预了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使之速成。但为此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升高、偏高问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问题，独生子女素质发展的失衡问题，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干群关系的紧张问题，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