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比较，不难发现新制度主义对社会结构长期变迁的分析并不成功。路径依赖理论关于制度报酬、“政治科斯定理”的假设，以及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论述，都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在总体上能够得到人类制度变革的事实的坚强支持，因而它对制度变迁的阐释至今仍然是有说服力的。诺斯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失败的。
关键词 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 历史唯物主义
从自然科学中引入“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概念，是道格拉斯·C·诺斯教授的新经济史学的一大特色。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凭借“路径依赖”，他试图解决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第二，我们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诺斯在阐述其路径依赖理论时，仍然不能忘怀马克思。他说： “马克思的故事得出的结果是乌托邦的(尽管沿着这一方式继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更加有害) 。这一研究中的制度分析没有承诺提供一个愉快的结果。”所谓马克思的“故事”，是指马克思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19 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现实而揭示出来的制度变革趋势。显然，就制度变迁道路问题对马克思与诺斯的理论进行比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为什么弄得诺斯不愉快，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搞清： 到底是提供了令人愉快结果的诺斯的故事，还是没有承诺提供一个愉快的结果的马克思的故事，指明了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正确方法。
一、诺斯的故事
关于路径依赖方法
按照较早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的经济学家保尔·大卫的说法，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它们在结构上未受扰乱，就不能摆脱过去事件的影响，而且它们没有一个在整个状态空间上连续的、有限制的不变概率分布。换句话说，它们被吸入若干可能的‘吸引子’ ( att ractors ) 中的哪一个的邻域之中，从特征上说，取决于某些在这个过程的历史的较早时刻占优势的偶发和瞬时状态(aleatory and transient condition) 的持续影响。” 也就是说，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发生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的自我强化趋向”。 在经济领域内，报酬递增就是一种正反馈机制。W1 巴兰·阿瑟③、保尔·大卫等人运用路径依赖的分析方法，首先对技术变迁问题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种方法又被某些学者用来解释某些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他们认为，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在可替代的技术和组织方案中，具有现实或潜在优势的技术和方案可能落选，较差的技术和方案可能被选中，而因为存在由沉没成本、学习效应、网络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造成的收益递增，技术和组织演进轨迹往往陷于难以摆脱的“闭锁” (lock in) 状态。
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路径依赖方法在经济上的运用持保留态度。威廉姆森就认为，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并无“数量上的显著性”。例如，在他看来，被阿瑟当做技术路径依赖例的录像机技术选择和核反应堆技术选择，“尽管都是路径依赖的有趣例子，但‘获胜’的技术并不明显地劣于失败者，甚至获胜者是否劣于失败者也完全不清楚。”事实上，大卫那个QWERTY键盘对DSK键盘的经典案例，已被进一步的调查和实验所推翻。威廉姆森据此指出，“在QWERTY键盘案例中，路径依赖对效率只有轻微的影响。”至于某些学者就某些行业的产业组织演进中的路径依赖进行的计算机模拟，威廉姆森也认为，这只是说明路径依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是，“将这类实验描述为对于‘偶然性和理性相对作用’的检验，尚为时过早。”他还进一步指出，尽管存在路径依赖现象，“然而，这并不能使我得出不变的键盘布置是从1870 年至今打字机技术发展的最重要属性的印象。如何解释机械技术方面的改进? 如何解释电动打字机的出现? 如何解释个人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的发明? 其他‘结构上优越’的技术都被忽视了吗? 如果更有效率的技术或迟或早总是会取代较无效率的技术，难道应当把它(指路径依赖)当做特征性的现象吗?”威廉姆森的结论是“节约” (economizing) 即对提高效率的追求，才是技术和组织变迁中的主要现象。近来，列波维茨威和马格利斯从对美国所谓“新经济”中有关高技术行业的路径依赖的若干重要案例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与威廉姆森类似的结论：“我们的主张是好的产品获胜。而一些经济模型得出的对立主张是好的产品可能不能取胜，而质次价高的坏产品却会得到网络效应和其他效应的保护。有无数的证据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没有任何一个清楚记录的例子是支持对立的主张的。”威廉姆森等人对路径依赖方法的质疑和反对无疑是有力的。
事实上，一些持进化论经济学立场的西方学者，虽然认为运用路径依赖方法可以打破新古典以及新制度主义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真正将历史引入经济分析(即所谓“history matters”) ，但也承认，由于缺少关于社会经济进化的综合理论，路径依赖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还远未弄清，更不要说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了。总之，就社会经济进化研究而言，路径依赖目前还是一种有争论的分析方法。尽管如此，诺斯还是大胆地将这种方法搬到对社会的宏观制度结构的长期变迁的分析之中，用它来破解本文一开头引述的那两个艰深的历史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