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以上四种类型的文献数分别为35篇、13篇、11篇和25篇,争论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应该说,上述争论在推动公司治理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形成不同集中度的股权结构原因的解释就是比较好的例证。对两种类型股权结构形成原因的解释目前有法律和政治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于建霞,2003)。政治观点认为,美国公司分散的股权结构完全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是美国政治故意拆散金融机构,使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财力去过多地持有公司股份或者向多公司融资,迫使公司不得不借助于多家银行或者寻求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从而削弱了金融机构的控制力。一句话,是美国政治切断了公司的演进路径(Mark Roe,1994)。从加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学者尝试用政治理论来解释美国大型公司分散股权结构的特征,他们认为,是政治力量和历史的协调统一,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经济效率造就了美国公司的分散性股权结构。股权结构法律观点的主要思想是:分散的股权结构不是对金融结构进行政治约束的结果,而是强有力的司法保护鼓励投资者成为小额所有者。如果没有这些保护,许多投资者就会放弃股票投资,除非他们可以参加强有力的大型股东集团或者以大折扣的超低价购买股票。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中的股权结构只是一个防止侵占以保护自己的措施而已,也就是说,投票权是使股东自己股票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法律替代(John Coffee Jr,1999)。
从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集中型股权结构以及以此为依托的大股东的存在不仅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而且可能还会延续很长的一个时期。在这个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调整公司治理研究的目标、方向和中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对于我国而言,不仅国有企业表现出集中型股权结构的显著特征,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也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型股权结构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广义的公司治理更加符合我们的实际。
注释:
①Levine and Zervos(1998)认为,更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更有利于长期投资和更好的投资回报,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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