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方政治文化中包含着不同的因素，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不同影响。
西方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它既有个人主义传统，也有整体主义传统；既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也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起源于西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非西方国家内部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关于政治发展道路的斗争，往往折射着西方社会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
按民主传统的强弱和实现民主的先后，我们可以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英国以及英国的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它是近代民主的源头，特别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摇篮。法国也可以勉强归于这一类。处于第二类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第三类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两类国家民主传统较弱，实现民主较晚，甚至晚于某些非西方国家。它们尤其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这三类国家分别在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实现了民主化，并且分别是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源头。英美等国率先实现了民主化，其它西方国家部分地是在它们的影响下走上民主道路的。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过程，其实已经在西方范围内预演过一次。
从宗教文化上分，上述三类国家中英美是新教国家，而另两类国家多属于天主教国家。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民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实现了民主并积极向外传播民主价值的主要是新教国家。天主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才转向民主。
一个非西方国家成为哪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或与哪个西方国家地理上较接近，就使它容易受哪个国家影响。印度之所以在独立后走上民主道路，得益于英国的影响。韩国和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受美国影响较深。日本在19世纪以德国为楷模，结果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后，在政界军界的政治精英中，从日本、俄国和法国回国的留学生成为主体，英美留学生的影响主要在商界和知识界，所以自由主义只在知识界有过一定的影响。在韩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精英中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从70年代起，美国留学生开始占多数，政治精英成分的变化对韩国向民主的转变起到较大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经过二道手接触到西方文化。日本由于比较早地学习了西方文化并强盛起来，俄国因为其与西方地理上的近缘关系，它们都充当过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这两个国家较多地吸取了西方极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因素，并将其输送到其它一些国家。
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是复杂的，其中一种有利的因素可能被另一种不利的因素所抵消。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产生了非西方国家纷繁多样的民主化形式。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民主”形式，如“东亚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以及“管理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等，都是非西方国家对自己民主化道路的探索，也是它们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特定阶段的产物。这表明，权威主义政权也必须从民主意识形态中寻求合法性基础。在一些多党制国家出现的一党优位制(日本、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亚洲一些代议制民主国家出现的“寡妇政治家”现象，政府、政党和军队等现代组织制度的个人化现象，政治关系中渗进的家族关系、裙带关系等，都是各国以本土政治文化为基础，吸纳西方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食洋不化的表现。随着西方政治文化的不断的渗透，这些现象正在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各种文化类型的权威主义都被冲垮。在拉美国家是军人政权转向民选的文人政权；在黑非洲是由一党制变为多党制；东亚和南亚是一党独大体制和“君子政治”受到冲击；“斯拉夫一东正教”地区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体制的解体3在“中东一伊斯兰教”国家是对神权政体、个人专制、一党制、传统的君主制等进行自由化和半民主化改革，同时伴以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伊斯兰的文化背景使这里的民主化不大容易纳入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