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当时，日本的文艺社会批评家并不止厨川白村一人，何以在这众多人之中， 厨川白村能够窥见当时社会的弊端，并深刻分析社会的发展，而登堂入室呢?这不能不 归于他的渊博的学识与睿智。当历史、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思维发生多元化趋向时 期，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把握社会的动脉，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展示人类思 维的多种不同层面及其自身的价值，而有所发现。厨川白村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变 动时期，世纪末的悲观情绪以及世纪初的彷徨，东西方思维观念的相互交融与文化的汇 合，所带来的必然是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的交替时代，厨川白村冷静而理性地发现了 日本在走向新时代中所存在的问题，也看到了文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学生、东 洋大学的学长矢野峰人评价他说：“白村先生在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方面，不如上 田敏，在见识和独创力方面不如夏目漱石，但在社会感化力、浸透力方面比起前两者是 更上一层楼。”矢野峰人的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
任何一位文艺思想家当他面对社会、面对作品时，都要将其与人生紧紧地连在一起， 因为，只因有了人，才有了社会；只因有了人，才产生了艺术。人是构成文艺的核心要 素，而人生又是文艺的主要内容。那么，如何对待文艺与人生的关系，就成为每一个文 艺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厨川白村并没有回避这一严肃的问题，而是在他踏上社会文 明批评的道路后，将此作为一个主要的对象来探讨。
文艺与人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中说：
文艺上的天才，大抵是竭力要将‘人生’这东西，完全地来享乐的人物。袖手旁观的 雅人和游荡儿之流，怎么能懂得人生的真味呢?大的艺术家，既在他的实行生活上，也 显现着凡俗所不能企及的特异的力。有如活在‘真与诗’里的瞿提(歌德)，就是最大的 人生的享乐者罢。看起弥耳敦的政治底生涯来，也有此感。又从哈里斯(F.Harris)的崭 新而且大胆的论断推想起来，则在以人而论的沙士比亚的实生活上，也有此感。去国而 成了流窜之身的但丁，更不消说了。踢开英吉利，跳了出去的裴伦，愤藤原氏的专横， Don Juan似的业平，就都有同样的意思的实生活罢。至在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很相接近了 的近代，要寻出这样的例子来，则几乎可以无限，他们比起那单是置身于艺术之境，以 立在临流的岸上的旁观者自居，而闲眺行云流水的来，是更极强，极深地爱着人生的。 ”(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 3，153页。)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即“人生的享乐”。对于享乐人生，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做法，那么，厨川白村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认为，歌德是“最大的人生享乐 者”，因为他活在“真与诗”之中；弥耳敦、莎士比亚、拜伦等人也是如此，他们没有 仅仅“单是置身于艺术之境，以立在临流的岸上的旁观者自居，而闲眺行云流水”，而 是将自己置身于“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很相接近”之处，来体验生活，观照生活，所以他 们是“极强，极深地爱着生活”。显然，厨川白村在这里所说的“人生的享乐”，并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享受，他认为，真爱人生“并非像那飘浮在春天在花野上的蝴蝶一样，单是寻欢逐乐，一味从这里到那里似的浅薄的态度。”(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在现今时代，那种仅 仅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人，就是一个“辩当肚”，因为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用眼睛 看到了生活，但是，却“没有照在心的底里看”，虽然用耳朵听到了一些世间之事，但 是，却“没有达到胸中”，这些人懒散、肤浅，对于人生没有真的热爱，也就谈不到赏 味人生了。所以，一遇到什么事情，便用现成的法则，或者谁都能想到的道理和常识， 来进行判断并去解决。这些人“完全将事象和自己拉远，绝不想将这收进到自己的体验 的世界里去。”(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这是因为，他们在匆忙繁剧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没有足以宁静的思索来“赏味生命力的余裕了的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事物只是从表面滑过去，不做深入地思考。厨川白村认为，这只是一种醉生梦死，决不是“人生的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