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然显着土色，而血色很淡，所以不堪。身矮脚短，就像耗子似的，但那举止动作既 没有魄力，也没有重量。男子尚且如此，所以一提起日本女人，就更是惨不忍睹，完全 像是人影或者傀儡在走路。而且，男的和女的，在日本人，也都没有西洋人所有的那种 活泼丰饶的表情之美；辨不出是死了还是活着，就如见了蜜蜡做的假面具一般。这固然 因为从古以来，受了所谓武士道之类的所谓‘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这些抑制底消极底无 聊的训练之故罢，但泼刺的生气在内部燃烧的不足，也就证明着。(注：《苦闷的象征 》，鲁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50，224，120，120页。)
他认为，日本人的这些外化现象，皆因为是“内部燃烧的不足”，由于“在内部的生 命之火的热是微弱的，影是淡薄的，创作冲动的力是缺乏的日本人，无论要动作，要前 进，所需的生命力都不够。”(注：《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150，224，120，120页。)所以，他又进一步揭示说：
日本人总想到处肩了历史摆架子，然而在日本，不是向来就没有真的宗教么?不是也没 有真的哲学么?其似乎宗教，似乎哲学的东西，都不过是从支那人和印度人得来的佛教 和儒教的外来思想。其实，是借贷，是改本。要发出彻底底解决的努力来，则相当的生 命力和呆气都不够，只好小伶俐地小能干地半生半杀了就算完，在这样的国民里，怎么 会有给予人类永远的幸福的大发明，大发见阿!
厨川白村用公正的眼光俯瞰日本的民族性，并对日本民族发出了严厉的追问与批判。 日本的确是一个缺少创造性的民族，他们的再生能力很强，对于别人所创造的东西与发 现，他们拿来，经过他们的再制作，会更加精细和完美，但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东西 却是寥寥无几，鲁迅对于日本的这种缺陷也曾有过一针见血的揭露，“著者(指厨川白 村)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越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 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上玄奖。兰学盛 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耐(注：林耐(1707——1778)：瑞典物理学家。)，奈端，达尔 文等辈的学者。”(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译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第255页。)对于日本的这种缺少创造精神，只会跟在别人的后面，拾别人牙慧，窃用 别人发明的苟且做法，厨川白村给予了激烈地抨击。他呼唤日本民族应当赶快从这种迷 茫中醒来，寻找自己的创造性，挖掘自己的创造性，否则，只是“模拟先人做过的事， 而坦然生活着”，“就和畜生同列，即使将这样的东西聚集了几千万，文化生活也不会 成立的。”(注：鲁迅译，《苦闷的象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9，9，9页。 )
在这同时，厨川白村也清醒地看到，除了日本民族固有的劣根性外，由于资本主义和 机械万能主义的压迫，使本来就缺少“生命力”的日本民族更是雪上加霜，萎靡不振了 。他指责当时的社会制度，说“我们为要在称为‘社会’的这一个大的有机体中，作为 一分子而生活着，便只好必然地服从那强大的机制。”“尤其是近代社会似的，制度法 律军备警察之类的压制机关都完备了，别一面，又有着所谓‘生活难’的恐吓，我们就 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难以脱离这压抑。在减消个人自由的国家至上主义面前低头， 在抹杀创造创作生活的资本万能主义膝下下跪，倘不将这些看作寻常茶饭的事，就实情 而论，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注：鲁迅译，《苦闷的象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 0年，第9，9，9页。)而且，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变成了“机器的妖精”。 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压抑，加之日本民族自身的国民劣根性，导致了日本人的思想贫乏 ，他说，这样一种“思想不深的处所，怎么会产生大的文学和大的艺术呢?”(注：鲁迅 译，《苦闷的象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9，9，9页。)他用锐利、激烈的语 言，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带给日本人民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