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回顾一下泰纳的文学主张。作为法国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学家兼批评家的泰纳 ，他在当时与勒南(Renan)被并称为当日的两位大师。他被公认为“是一位开风气者， 一位名实相副的文学社会学的先驱。”(注：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上 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3页。)他将“种族”“环境”“时代”作为他文艺社会学 的基础，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开篇便写道：“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一副画，一出悲 剧，一座雕象，显而易见属于一个总体。”(注：泰纳：《艺术哲学》，广西师大出版 社，2000年，第37页。)但是，这个总体不是孤立的，还有一个“比艺术家更广大，就 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而“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 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他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注：泰纳：《艺术哲学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37页。)泰纳为了证实他的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举了 莎士比亚等世界著名的艺术家来做进一步的说明，他的目的在于说明伟大的艺术家决不 是孤立存在的，他只是一个有着灵性与天才的艺术家族的代表人物，他的背后有他的家 族，而在他的家族的背后，还有更广大的群众：“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 ；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 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 为伟大。”(注：泰纳：《艺术哲学》，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37页。)与此同时 ，他又指出，艺术不仅是一个时代、民族的产物，而且它还象植物一样，必须适应一定 的天时地利，才可能成长起来，也就是说每一种艺术的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 息中产生，所以，艺术家必须适应社会的环境，满足社会的要求，否则，就要被淘汰。 显然，泰纳是将艺术完完全全地根植于社会这个大的环境中。
泰纳的文艺思想给予了厨川白村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前期的厨川白村还将他对于文 艺的认识与理解局限在社会、时代是文学的背景上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厨川白村已 经开始带着一个文学家的责任踏入了社会，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家，就应当担负起社会 的责任。他极力赞扬萧伯纳，认为“萧在那时所作的小说，和后来发表的许多的戏曲， 其中心思想，就不外乎社会主义。他被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刺戟，又和阿里跋尔(Oliver)以及曾来我国，受过日本政府的优待的惠勃(Webb)等，一同组织起斐比安协会 来，也就在这时候。要研究欧洲现存大戏曲家之一的萧的作品，是不可不先知道为社会 主义的思想家的萧的。”(注：《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第150，224，120，120页。)他推崇萧伯纳那种敢于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社会弊端的勇 气与胆量，在谈到萧伯纳的三幕剧《巴巴拉少校》时，他说：“作者以其一流的辛辣强 烈的讽刺，使世界最大的军火制造商达谢夫，大谈资本家奇怪无比的人生观、社会观， 又使这位杀人武器制造商的女儿巴巴拉担任宗教团体救世军的一士官，其间又点缀了巴 巴拉的爱人——希腊文教授，以及潜入救世军大吼‘我不必神来救助，只要快还给我情 妇’的青年比尔，和被赦放随后又偷窃世界金钱的普拉斯。他调配了各种人物，巧妙而 深切地描写出现代宗教团体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真是足以发人深省今日社会问题的作品 。”(注：《厨川白村全集》，第3卷，改造社，昭和4年，第211，211，239页。)通过 厨川白村对于泰纳、萧伯纳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于自己完全地走出“象牙之塔” 而步入社会的舞台，已经是毫无二意了。
二
大正6年(1917)7月，从美国回来的厨川白村，在经过了一番抉择之后，投入了社会。 他说：“象我这样的人尽管从‘象牙之塔’里跳了出来，但是，怎样也不会赶上别人，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把思想看作是危险之物，把演戏理解为穷人 的把戏，脱不开保守顽固的旧思想的人，我就非常气愤。明知道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但 我还是想从‘象牙之塔’里钻出来，写一些这样的文章。”(注：《近代文学研究丛书 》，第22卷，昭和女子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305页。)厨川白村怀着对自己国家的无 限挚爱，“以笔为剑”对日本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说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