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它给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站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非常明显的互动作用。村民自治的探索、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创新对农村工作领导实现途径、形式和方法的过程。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找到了改善农村领导和组织领导农民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的新方法、新路子，并对于如何加强和改善对各项事业的领导提供了经验支持。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且创新了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思想，也正符合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理论中社会参与国家的一种直接参与方式，即社会自治。其实践意义和理论启示、理论辐射作用不可估量。
实行村民自治，是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方式的创新
实行村民自治，创新了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实现途径，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从村民自治的发展情况看，村民自治是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破除后应运而生的。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利益。人身自由、自主产权、利益分化构成了民主的基本条件，但并不能自然生成民主。公社体制突然失灵，带来了农村基层的普遍失序和混乱。198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县肆把乡冲弯村和三贫乡冷水村的干部和群众创办了村民委员会，并且很快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1982年新宪法肯定了村民委员会的基本形式和地位。当时，党中央对于农民为寻求社区安全而建立的村民委员会十分重视，试图通过村民委员会这一自治组织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到国家可以控制的秩序内。但是村民委员会既然是群众自治组织而不是官方组织，就需要通过群众直接参与的民主方式来建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力于推进民主与法制进程，使村民自治逐渐体现出更多的民主因素和逐步规范化。1987年在彭真主持下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将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运用于具体实践，且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该法明确规定，制定该法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农村基层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规定村委会领导者应该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问题，村委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应该说，与城市相比，农村推行民主的某些外部条件并不充分，以至于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村委会组织法》超前了，将村民自治视为是某些中央领导的一时冲动，甚至根本不相信“愚不可及”的“泥腿子”可以享用民主这一“奢侈品”。在开始实施时，村民自治确实也相当粗糙，在不少地方甚至流于形式，有些村委会名不副实，不能完全体现村民的意愿。村委会与村民发生磨擦的事件常有发生，有时村民还集体上访讨说法。但是，由于法定的民主规则和程序，使亿万农民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特别是三年一次的选举中，开始领悟到民主的真实性，开始运用法律规定的民主规则和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并能在民主实践中创造出“海选”竞选、秘密写票、公开唱票、即时公布选举结果、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等新的民主规则和程序。在我省也出现村民参选的热潮，在有的地方如果民主规则和程序得不到有效体现，农民宁肯弃选、罢选，“用脚投票”或是“越级上访”。
正是《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民主规则和程序，使得广大农民得以运用民主形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村基层民主愈来愈具有实质性内容。特别是在有着长期专制传统，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数亿农民直接参与，却没有引发大规模震荡。这使得党中央对于“还权于民”的民主化进程有了更充分的信心。党的十五大高度评价了农村基层民主，并将村民自治实践中发明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视为整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要求。十五届三中全会在部署农村经济工作的同时，强调农村民主政治和村民自治。这次全会通过的文件称赞中国农民有三个伟大创造：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正式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的民主规则和程序规定得更为明确。我省于2000年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对有的规定作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可操作性更强，深受广大村民的拥护。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极大地推进了村民自治的进程，村委会选举也实现了由“静悄悄的革命”到大张旗鼓推行的历史性跨跃，使村民自治跨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