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1966-1976）系一场「政治」与「文化」的革命。做为「政治」革命，主要为了打倒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打倒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毛泽东的第一位接班人，他们最初结成联盟，但最后反目成仇，毛泽东便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其置于死地。2此革命不啻是政治与权力斗争，更具有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意义。做为「文化」革命，为了扫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并旨在于思想文化领域建立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绝对统治，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以来，从政治、社会变革的宏大目标之延续。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原因，就是将其对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蓝图付诸实践，为其目的必须发动一场彻底的意识形态革命，促使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能够和旧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作彻底决裂，适应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经济基础，成为新的理想社会之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就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但究竟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打造共产党无产阶级的神话？革命样板戏在这个议题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典范。本文章会检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电影版本3所建构的政治性话语，如何为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作政治实践的工具，打造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本文章试从其文本所形塑的英雄和挪用的音乐及舞蹈之间的关系，理出几点经常出现的模式及阐释其意义，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实践提供若干的辩证。
极端意识形态的统治机制
两位政治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及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有助于理解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改造和文艺革命的连系。首先，葛兰西从国家统治的角度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葛兰西分析现代国家的统治形式，认为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暴力统治的机器是相当不够的，他指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分别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域」的形式中。国家有效的统治，是由国家强制性机器与意识形态统治的结合。除了用强制性机器维持政府与社会秩序外，还须利用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来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领导，使之在心理上认同与服从。4较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更多地从上层建筑寻找决定的因素。领导权实质上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涵盖国家阶级统治的本质，更多地获取被统治阶级的认可和同意，为统治阶级提供更多和更可靠的社会基础。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对全社会实行精神的和文化的领导，通过对全社会的弥漫式的长期渗透和潜移默化，取得社会广泛的同意和统治的合理性。这使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共同观念和信仰，这个观念和信仰具有对社会整合的作用，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的功能。另外，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图塞的重要贡献在于，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实践和作用进行考察。阿图塞从职能上把国家机器分成为「镇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镇压性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是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且能够有效地使用强势性力量。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是相对于国家的私领域）中发展出来的各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具有控制性功能，而且也会再制对国家有利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有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私立学校的体系），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信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物、广播、电影等），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等）。5葛兰西及阿图塞把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用形象化的语言加以说明，指出上层建筑的不同要素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可以对整体的社会功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