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性的话语、工具性话语和智慧性的话语的关系在语言整体中表现为游戏，因此语言就是欲、技和道的游戏的言说。这才是真正的语言游戏。语言整体中三者自身的游戏角色是由相互的差异所确定的。同时它们的游戏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既定的原则。整个游戏就是欲望、工具和智慧三种话语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是战争与和平的无穷推进。在游戏中，欲望的语言不断地言说，工具的语言不断地言说，智慧的语言也在不断地言说，由此形成语言的不同的历史形态。为什么某一历史形态的语言是如此？它没有必然，只有偶然。语言游戏始终是开放的，因此始终是生成的。
难道语言只是沉浸于自身的这种游戏吗？如果它不是，那么语言游戏是如何相关于人的？语言游戏绝对不外在于人，仿佛幽灵们的舞蹈。相反语言游戏始终发生在人之中，并且将人拉入与语言游戏的关联。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人是一言说者，因此人是一语言的存在。人的语言性存在表现为：人言说并倾听语言，由此人与他人打交道并与万物沟通。人在语言之网中，区分、选择、决定并开辟自己的道路。
语言与人的这种关系也说出了语言与世界的可能关系。语言当然不是世界。在语言可能设想的各种世界中，语言只是这无数世界中的一种。但是语言相关于这些世界，它包括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语言和这些众多世界的关系只有唯一的关系，即言说。言说除了言说之外便没有其它什么。但它能让存在。言说是人的行为，并且能够变成人的身体的行为，作为手和脚的活动。由此借助于工具，语言便走出了自身，进入了精神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实际上，语言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能改变世界，更能创造世界。例如，西方历史的世界是基督教的世界，中国历史的世界是儒家的世界，现代世界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所构建的世界，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
哲学的主题总是相关于它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题和方法的关系还表达为本体与方法关系或者是真理与方法的关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它则描述为道与技的关系或者是道与术的关系。
对于哲学主题和方法的关系，人们似乎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对方法持肯定性的观点认为，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本身就是哲学的主题。于是哲学就是方法论和方法研究。与此相反，对方法持否定性的观点认为，没有方法，只有主题。因此哲学所关注的只是主题，不是方法。这两种说法也许都陷入了思想的极端。所谓的方法就是主题的方法，在这样的意义上，技乃道之技，术乃道之术，方法乃缘道而行。一方面，主题在根本上规定了方法，另一方面，一种主题只有在一种与它相适应的方法中才能显示出来。
就西方的传统而言，其哲学的方法主要是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它们都是从作为根据的前提推论出结论。演绎的方法从一般性的命题推论出个别性的命题。与此相反，归纳的方法从个别性的命题推论出一般性的命题。但这两种哲学的方法都有其限度。演绎的方法虽然保证了结论的必然真实，但其作为思想根据、原则和公理的前提的自明性有待于揭示，即它们自身需要建立根据和说明根据。归纳的方法的前提固然是真实的，但这不能保证结论的必然真实，这样它就不可能提供确定性的真理。除了上述有限性之外，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还有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它们不是从所思考的事情自身出发，而是从事情之外出发来论及事物。这个事情之外的东西或者是事情背后的某种不证自明的原则，如上帝、自我和理性等，或者是事情周边的其它同一事情已揭示的特性。在此，思想的事情自身已经被遗忘和遮蔽了。
中国传统思想也遵循了一般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但特别发展了归纳方法中的类比方法。它从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的类似性出发，由一事物的某种特性推论出另一事物的某种相似特性。在中国儒道思想中，有两个最大的事物，即天和人。当人们究天人之际的时候，就设定了天人的类似，并由此将自然的特性赋予人类。如阳和阴是天与地的特性，但也是男与女的特性。然而这种中国式的思维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作为推论基础的天（自然）是自明的，没有追问的。另一方面，人与天是各有差异的，与天相比，人甚至是特殊的。因此天与人的关系不具有一种必然的推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