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故事的重新书写
历史永远是小说家感兴趣的领域。历史不能重现，但小说家对历史叙述的好
奇的心理以及想象历史的冒险愿望，决定了他们一次次地重返过去。这些重写也好、戏仿也好，都是一个解构或重构历史的过程。在中国，历史叙事是相当重要的。小说的“史传传统”即便在今天也深入人心。就像人们宁愿相信《三国演义》是历史而《三国志》不是历史一样。在当代中国历史叙事、特别是大众文化中的历史叙事，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策略。正是在大众文化的历史叙述中，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才得以呈现并确立。但历史本来就是叙事的一种，叙事就难免有虚构的成分。也正因为如此，对历史的再叙事才成为可能。叶广芩的《广岛故事》、凡一平的《投降》、陈昌平的《汉奸》、董立勃的《风吹草低》、朱秀海的《出征夜》、刘连枢的《半个月亮掉下来》、严歌苓的《拖鞋大队》、麦家的《刀尖行走道》等，从慈喜太后到抗日战争，从军垦兵团到文化大革命，从异国他乡到军机解密，作家对历史的艺术想象力在这里得到有力的确证。当然这是虚构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作家的个人记忆，有的仅仅是一道历史的风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将尘封的过去作为奇观来重新展示，也不是怀有倒置历史的勃勃野心和价值判断，而在虚构的历史中着意挖掘和表现历史的劫难、人在历史过程中的无力无助、身不由己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历史在这里只是一个背景，在特殊的历史场景中，人性出其不意或偶然的举措和选择，体现出的恰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这种叙述，和过去我们一再放大的历史叙述已经完全不同了。
三、现实境域的从容表达
尽管在知识界一再讨论社会形态的转变或断裂，讨论精神处境的恶化或危机，但这些不免夸大其辞的描述表面上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未兑现，人们对生活仍然兴致盎然乐此不疲。但这种已经没有诗意和浪漫的生活，已经没有成群结队既定目标的精神处境，恰如千座高原上离散的羊群，虽然前景广阔但却方位迷茫。每个人内心的波动和不安，是可以意会的。因此，探寻个人在社会变动中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仍然是一个持久的当代性主题。生老病死、男婚女嫁、聚散离合、情男痴女等，日常生活作为我们面对的生活常态已经不能超越。如何处理看似波澜不惊的情感和事件，构成了对作家艺术想象力的真正挑战。轰轰烈烈的事件容易得心应手，平淡生活中的心理演变却难以艺术化。但在这方面作家却表现出了顽强的努力。方方的《水随天去》、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徐坤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昔日重来》、杨少衡的《秘书长》、叶舟的《浑身都是DNA》、张殿全的《青春散场》、吕不的《如厕记》、周卉的《好好活着》、陈家桥的《人妖记》、程青的《十周岁》、李铁的《花朵一样的女人》、易中天的《高高的树上》等大量作品，表达了作家对日常生活的敏锐发现。这些作品更多处理的是人在变动时代心灵的动荡和不安，每一个人似乎都是生活中出演的“他者”，都是行为艺术的参与者，自己即是看客又身置其间，即想转身离去又欲罢不能。这矛盾重重的心理处境在整体上传达了价值失范和狂欢之后的迷茫。这是艺术大显身手的广阔领域。而这些作品表达的从容，显示了当今小说处乱不惊的成熟。
当然，这样简单的概括难免捉襟见肘。这一年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性面貌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概括中得到全面的揭示。一方面与这与文学生产的规模空前有关，一个人不可能阅读所有的作品；一方面也与个人阅读作品的眼光、角度有关，这一局限性是宿命的。但即便如此，选本的出版还自有它的价值。它可以体现选家不同的眼光和选取标准，体现选家对一个时段文学最高成就的展示；同时，不同的选本可以比较参照，在交叉或冲突中凸现出最好的作品。需要说明的是，我在编选这个选本的时候，心态是不安和“犹疑不决”的。我得承认，入选的这些作家作品是我喜欢的作家作品，平时对他们的关注也就相对多些。比如刘庆邦、叶兆言、方方、陈应松、熊正良，他们长期从事中篇小说的写作，他们对这种文体的把握是我素来敬佩的，他们关注的对象和在作品中倾注的那份情感，也是令人感动的。残雪曾是80年代最为引人瞩目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80年代“荒诞派”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在《男孩小正》中，她的视角、叙事语调和情感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的柔和、平静和温暖，充斥着另一种感人的力量。 北北、麦家、须一瓜、荆永鸣是近年来风头正健的作家，他们的起点很高，熟悉的领域各有所长。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他们吸纳了不同的艺术营养，整合起自己不露痕迹又独具一格的表现方法，显示了他们的冲击力和不可限量的文学未来。编选或阅读他们的作品是一件愉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