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无论对于创作还是批评而言，我觉得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传媒的发达和市场化的运营，必然要出现大量的一次性消费的“亚文学”。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或阅读兴趣就处在这样的层面上。过去我们想象的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人民”、“大众”等群体概念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已经不存在，每个人都是个体的消费者，消费者有自己选择文化消费的自由。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小资”趣味、白领生活、武侠小说的风靡或长盛不衰，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市场行为。但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已经超过了80年代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艺术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虑对文学极端化的理解。比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对语言、形式的片面强调，比如对先锋、实验的不正常的热衷等。而9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他们的起点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学生作文似的小说，只要它切中了社会时弊，就可以一夜间爆得大名。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没有可能。我们之所以对当下的创作深怀不满，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只看到市场化文学，是由于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是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创作，就永远不会有满意的文学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
在市场化的时代，由于市场利益的支配和其他原因，长篇小说一直受到出版社的宠爱，这个文体的优先地位日见其隆。而中篇小说则是一个惨淡经营、相对边缘的文体。这个文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艺术上掺不了太多的假，它的容量或篇幅也决定作家必须认真对待它的结构和叙事。否则小说尚未开始就要结束了。因此，艺术性在中篇小说中相对来说是较为持久的。这一点在2003年中篇小说创作中同样可以得到证实。但要准确地概括出这一年中篇小说的特征仍然是困难的，这里只能拨草寻蛇或勉强地谈出以下几点印象：
一、 边缘生活的顽强表达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生活被展示得最为充分。这一现象不
仅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相关，与传统的农业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的地位有关，同时也与中国现代革命的特殊境遇有关。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农村或农民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于是对农村或农民的诗意、神圣想象就成为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思想方式。但是，90年代以后，农村或农民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这一领域作为文学的表达对象也日益边缘化。在市场隐形之手的控制下，流行的时尚遮蔽的恰恰是这个最为真实的存在。但是，在2003年的中篇小说中，对包括农村生活再内的边缘生活的表达，成为一个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等一大批中篇小说，所表现的是最普通的底层生活。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资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十七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强势文化以轰炸的方式向弱势文化地区强侵入的时候，这一努力和消息尤其给人以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