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借助于各种符号中介实现的。当我们在市场上 交出一张货币的时候，我们立刻会看到一丝微笑。这微笑不是直接送给你的，而是给货 币的。也就是说，货币成了你获得微笑的中介。当人们崇拜一位歌星的时候，首先是崇 拜嗓子，歌星通过嗓子获得了荣誉。球星也是如此，他们通过自己的肌肉和速度获得了 荣誉。所有的荣誉最终当然是通往货币，借助于货币的中介，他们可以继续获得微笑、 尊重、崇拜。
在都市里，“整体的人”是没有价值的(除了传说中的“超人”)。价值来自社会分工 ，也就是身体某一个零部件出奇发达。只有这些零部件才能转换成商品的一般等价物— —货币。能将整个身体变成商品、货币的，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妓女。一般情况下， 金钱青睐的不是完整的人，而是由人分解出来的肢体各个部分：四肢(体育明星)、嗓子 (歌星)、脑袋(知识分子)。这就是社会分工，有人专门长眼睛，有人专门长脑袋，还有 人专门长嗓子或者腿。
农民之所以一离开土地就丧失了自由，原因在于，他只有一具尚未被拆解的“完整身 体”(也就是没有专业化)，还有实物(农产品)，而缺少作为一般交换等价物的货币。牛 和马车在街道上是行不通的，只有信用卡和纸币才能畅通无阻。在都市的街道上，为了 获得货币，都市人正是通过这种拆解、这种碎片化而获得自由的。都市里的“金钱经验 ”隐含着双重矛盾。首先是来自交换的自由。它将人从土地的束缚、传统“整体性”的 束缚中解救出来了。代价是人变成了碎片，在都市上空飞翔。另一方面，每一个被专业 化肢解的人，都是极端个人化的，都是很有个性的(这是交换的前提)，但他们的结局却 是无差异性的，最终都变成了一般等价物的货币。
科技使四肢的演化由量变进入了质变阶段，双手通过对翅膀的想像而变成了飞机，眼 睛(千里眼)变成了望远镜，腿(飞毛腿)变成了汽车，耳朵(顺风耳)变成了电话，冒险变 成了“足彩”和赌马，阴谋变成了股市和期货……在都市文化中，肢体专业化、肢体的 技术延伸，还有它带来的后果，是现代主义的主题。现代主义主题增加了经验判断的复 杂性。因为身体的零件常常以一种科技产品的形式出现，制造了幻觉。对这种幻觉最有 洞察力的，往往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乞丐、流浪汉、妓女(这都是波 德莱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主题)。只有他们，才能洞悉人体的衍生物(都市和街道 上的一切)的秘密。
街道经验的获得，首先就要将自己交出去。街道需要的是你的脚、手、嗓子、眼睛等 各种器官，它不需要一个完整的、自由的人体。无数经验证明，凡是不能成功地将自己 肢解成器官的人，凡是还试图保持个人的自由和完整性的人，就不能被街道接受。当那 些自由自在的器官在大街上疾走如风的时候，我们会在立交桥底下、街道拐角处、垃圾 堆边看到一批完整而又自由的流浪汉、乞丐。这就是街道经验的残酷性。
文学对自由和人的完整性的追求，一开始就与街道经验发生了根本的冲突。这不是一 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任何一位试图进入都市的作家一开始就要面临的问题。面对着 都市的街道，旧有的草地经验失灵了，抒情的对象丧失了。一部分诗人变得贫乏了，他 们甚至干脆放弃诗歌；另一部分诗人则变得狡猾了，他们在千方百计挤进城市之后，进 而躲在城市的角落咬牙切齿地诅咒城市。他们用一种与肉体脱节的玄思和推理，越推理 就越觉得城市可恶。还有一种诗人是城市里的“迷路者”，他们处于市民经验与农民经 验、草地经验与街道经验的边缘上，脱离了自然，又不被城市接纳。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迷路”就意味着丧失时间和金钱；对于诗歌而言，迷路恰恰是 它的起点。既要写诗，又对迷路感到惊恐不安甚至怨恨，这就是当代中国诗歌中的“浪 荡子”。白天，他们就像农民流浪者和城市无产者一样，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还信誓旦 旦地要充当那些流浪者的代言人。他们像黑帮一样成群结伙、在垃圾桶旁边分赃封爵。 在深夜的酒吧和舞厅，他们会突然变得罗曼蒂克起来，饮酒作乐谈女人，俨然一副美学 “纨ｋù@①子”的派头，一不小心还露出了农民的粗俗。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仰慕者。 他们一方面提倡苦行主义的道德但又经不起物质的诱惑。他们试图在诗歌里举行词语暴 动，但又想掩饰卑微的身份，爱用一些桂冠诗人常用的词汇。他们热衷于用奇异的服装 、发型、名字，来标明自己与农民和市民的区别。他们自称是一位“拾垃圾者”，但又 不甘心与真正拾垃圾者为伍。在西方社会，这批浪荡子最终成为街垒战中的骨干力量， 后来转变为超现实主义。中国的伪“浪荡子”当然不可能成为“革命家”。他们梦寐以 求的是成为真正的市民，幻想有朝一日理着小平头、打起领带、出没于高级写字楼，即 使从此告别心爱的诗歌，也在所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