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进口CD、美国洋垃圾、麦当劳一起进入中国的摇滚乐(包括所有门类的现代、后现代 艺术)，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时代的产物。但一进入中国，就给抛到了猪圈边 上的玉米棒子堆里等候处理(一部分就地死亡，一部分变成商品流入都市)。养育它的是 ，充满了牛粪味和血腥味的土壤，还有农民狡猾的喊冤声。要求它的是，产品能够进入 工业化生产和消费的都市。结果，“摇滚形式”通过了商业质量检查，顺利地进入了都 市。真正的“摇滚精神”(艺术)却被淘汰，被抛弃在农舍里。农民需要摇滚吗?
尽管他们可以在夜间溜进市区的下等酒吧走穴，表达他们的“郊区经验”。没有包装 ，没有广告，没有发布会，没有狗仔队跟踪。除了吸引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农民的孩 子，以及部分市民无产者的眼球，此外他们几乎没有市场。“郊区”就这样成了一种新 的艺术经验的分水岭。在这里，艺术家一直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抉择：当农民还是市民、 进入还是退却、反叛还是不反叛、守住还是放弃、生还是死、签约还是拒签……这是艺 术中“郊区经验”的基本内核。
三、文学与街道经验
土地与街道的关系，迁移者改变身份的意图，将自己变成自然一部分的劳动方式与把 自己出卖给都市并从自然中摆脱出来之间的转变，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各种遭遇，都是当 代中国文学必须面对的新的经验。
街道是因交换、而不是因生产而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农民的异己物。农民刚走进都 市的街道时，他们会显得拘谨、木讷、手足无措。但三天之后，他们立刻就变得玩世不 恭，甚至肆无忌惮起来。因为他们发现了街道的秘密：运钞车一辆接着一辆在街道上呼 啸而过，点钞机整天在呼啦啦地转动；那么多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就摆在眼皮底 下，唾手可得；那么多近乎裸露的美女……但没有一件东西属于他们，尽管他们健康、 诚实，浑身是力气。
看看那些都市人，一双双苍白无力的手，轻盈地在钞票上滑动，显示出了一种可怕的 阴性力量。但都市需要的不是力气，也不是诚实，它需要的是才智。正是这种神奇的才 智，使他们苍白柔软的手显得威力无比。它一挥，运钞车改变了方向，所有好东西就源 源不断地走进了他们的家门。他们不杀戮，却能优雅地吃肉；他们不抢劫、不偷盗，却 能让邻居莫名其妙地破产；他们不打人、骂人，却能让人伤痕累累；他们将粪便、污秽 和垃圾运到农村，自己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静模样；他们不种稻子，却吃上等大米； 家养的土鸡一到他们手上就身价倍增。这很像奶奶讲的传说故事，充满了神奇和刺激。
流浪者在都市还发现了一个更令人惊奇的现象：街道上尽管那么多人，但谁也不认识 谁，不知道你姓啥名谁；即使你每天在某个超市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但一拐角， 他就不知所终，消失了。每天都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但你永远也不会 在街道上见到他们。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它不像农村，方圆几十里都能叫出彼此的名 字，什么意外也不会发生，人们就这样毫无建树地终老。流浪者对这个“陌生世界”的 发现(再加上都市神出鬼没的货币与丰盛的商品符号的刺激)，正是现代犯罪学的起源。
1999年春季“广交会”期间，一位福建农民只身来到广州，“的士”刚刚驶出火车站 广场，他就掏出一把剪刀指着司机说，把钱交出来。结果你知道，三天之后他就落网了 。这位农民之所以决定下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经验的前提上：谁也不认识谁。 这是一种质朴的农民思维的变种。现代都市的侦探，从来也不指望通过面孔来破案。他 们是通过气息、脚印、指纹、声音等人体衍生物来破案的。所以，他们经常借助于警犬 的鼻子(在这一点上，人不如狗)。而“面孔”总是在最后时刻出场。侦探人员问被劫者 ：是这个人吗?回答说：是，案件就结束了。此前，侦探一直是在跟人留下的踪迹(蛛丝 马迹)打交道。关于这一点，美国作家爱·伦坡和英国作家阿·柯南道尔，早就花了不 少的笔墨提醒过我们。他们认为，在冰冷的水泥街道上，在死气沉沉的居室里，看不到 人，但人的气息和印迹还是有的。对此，大家总是置若罔闻，以为他们是在讲故事，是 在虚构，是闹着玩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