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包含几个矛盾：第一，摇滚(艺术)与公众的矛盾。底层人(农民、市民无产者)与 上层人(权力和经济上的上层人)想法基本上一样。摇滚(艺术)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农民 渴望的是尽快致富，变成上层人(老板)，而老板也是由农民量变而来的。底层人需要上 层人允许或支持他们致富；上层人希望底层人努力拼搏，证实他们的伟大预言，他们是 一对精神兄弟。因此，他们需要的是“秩序”，并不需要反叛(摇滚、艺术)。
第二，摇滚(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反叛”只有成为一种“声音符号”才能被商业接 受。也就是说，“反叛”必须放弃动词的属性，仅仅成为形容词，反叛的才可能与商业 结缘。摇滚青年之所以能表里如一(日常行为和音乐形式)地反叛，不被抽象的意识左右 ，不被形容词化，就是因为他们在形式和内容中加入了肉体和欲望的因素(包括毒品、 性、暴力等自杀性的因素)。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勾起消费欲望的元素，商业看中的正 是这一点。
第三，艺术与商业的矛盾，最终以商业文化本身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了。商业秩序害 怕反叛，商品销售却需要“反叛”(它的惊人性，它的新奇性)。“反叛的意识形态”成 了一种商业修辞。文化掮客在批发“反叛”，为的是让更多的消费者在消费快感中放弃 反叛。因为摇滚(艺术)成了一种专业，代替消费者宣泄愤怒的情绪。这是社会分工精细 化的结果。摇滚青年平路，用自己的失败和死亡，揭穿了摇滚(艺术)被收买和消费(流 行)的秘密。
我还要分析《北京乐与路》中的另两个主人公：来自安徽农村的女青年杨颖(平路的女 友)，以及来自香港的资本阶级少爷米高。
杨颖是一个被摇滚和现实唤醒了的青年农民。在“摇滚村”里，她已经不是一个糊涂 的人，而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了。她的“经验”来源于农村的苦难生活和都市流浪的 遭遇。但“来源”还不是“经验”，而仅仅是“经历”。经历人人都有，无论是农民还 是市民。但“经验”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是摇滚(艺术)生活催生了她的“经验”。以至 于她能经常语出惊人，张嘴就是充满火药味的反叛哲理。也就是说，她已经能够把她的 经历，无论是农村生活还是都市生活，抑或正在发生的“摇滚生活”说出来，这就是“ 经验”。
杨颖说：自杀的方式有很多种，嫁给搞摇滚的是其中之一(在当代文化中艺术就相当于 自杀)。乐队的其他成员也说：活着就是等死，摇滚是最快乐的等死方式(这是“自毁式 快感”，馈赠给当代艺术惟一让人着迷的礼物)。杨颖、平路他们将“经验”用格言的 方式表现出来了，增加了“经验”的穿透力和批判性。格言的力量在于，它不但总结了 过去，也预示了未来。当他们对这种格言化了的“经验”既批判，又不放弃的时候，他 们立刻就获得了“自由”。结果只能是，让社会的大卡车，将摇滚的小摩托撞死。这就 是“经验”的代价。
可是，同样的经历却可以产生不同的“经验”。这就是“经验”的暧昧性，可变性。 它使“经验”批判变得十分迫切。在摇滚村里混过的人，有同样的摇滚(艺术)经历，却 可以获得与平路、杨颖等人截然相反的“经验”，那就是：摇滚(艺术)并不是自杀，而 是众多自救的方式之一；摇滚(艺术)并不是等死，而是通往快乐的康庄大道。比如，大 陆一位与“华纳”公司签约的摇滚歌手，在领取音乐奖章的时候，就说出了这种反面“ 经验”。他认为愤怒和反叛，不过是一种形式，并认为这是一种入道之初的不成熟的表 现。将“愤怒和反叛”仅仅当做一种形式，是摇滚(艺术)商业化的“武林秘笈”。也就 是说：唱什么、如何唱的问题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要明白，为什么而唱。
假如没有“签约”的困惑，没有来自金钱的烦恼，还有没有唱的必要呢?这就是优雅的 香港资产阶级歌手米高的困惑。他来到北京之后，惟一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为什么要唱 ”的问题。不过，尽管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了，还学会了讲粗口话，酗酒。但他不是一位 流浪者，而是一个旅游者。他获得的不是“经验”，只是经历，一种切断了过去与未来 的历险经历。因此，他永远也不会成为摇滚青年。他的生活没有格言，只有“童话”( 一粒墨西哥跳豆)。因此，他成了杨颖的“生活理想”，就像平路是杨颖的“艺术理想 ”一样。“艺术理想”的夭折，使得“生活理想”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起来。这是《北京 乐与路》真正的悲剧性所在。摇滚的死亡，标志着真正艺术的最后一口气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