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小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最终是由这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它往往把保证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看成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看成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马恩选集》第1 卷第632 页），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制造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
这种真正乌托邦式的空论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在这以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总是站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之外，“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恩选集》第1 卷第385页），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找支持，鼓吹劳资合作的福音，化解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宁愿把一般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让给小资产阶级，而把自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可能与小业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同上）
马克思曾经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先生描绘了一幅维妙维肖的画像：他“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马克思：《论蒲鲁东》，《马恩选集》第2 卷第145 、141 、147 页）。
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好的方面由[ 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
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
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辩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1 卷第122 页）“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马恩选集》第2 卷第147 页）
1887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罗曼语各国的工人除了蒲鲁东的著作外，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也把蒲鲁东称为“我们共同的导师”；而现在连罗曼语各国的工人运动也把蒲鲁东彻底抛弃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蒲鲁东主义不但在罗曼语各国仍然代表着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欲望；在象德国这样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国家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日益“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恩格斯这里指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雇佣工人同时变成资产者”的反动欺骗，见下文和《马恩选集》第2 卷第493-4 页——笔者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多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60-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