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背景
卢梭和老子是处在截然不同的两个时空中的人，除了在政治理论上有一点相近之外，其余并无任何共通的背景。古和今、中和西的对照，徒然拉开了两者的距离。然而本文的目的仅在于揭示在哲学中，古今、中西对话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生发出以卢梭和老子的关照方式所体验到的社会与人生。上帝惧怕巴比塔的建成而使人类具有不同的语言；但是尽管受到语言思维的限制，不同语种的人类在思想层面照样可以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形成在实际中，而是诉诸双方对社会共有的一份默契；这份默契也绝不止是彼此心照不宣，而更是基于两者对宇宙苍生的相近感悟。 卢梭生逢十八世纪的法国，封建制度禁锢着人民的身心，无缘见到法国大革命的他怀着十分的悲观情绪。然而这一时期又正值法国的启蒙阶段，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为基础，宣扬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理性向封建思想发起冲击。卢梭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进去。理性是启蒙主义者手中的标尺，以此去丈量整个社会的思想；理性也是他们手中的漏斗，筛去一切僵化的清规戒律，留下资产阶级眼中的真理和正义，构筑所谓“理性的王国”。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明”与“文化”的假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是围绕此二者螺旋前进的周期性轨迹，是平衡-不平衡-再度平衡的反复演示，亦即斯宾格勒所谓文明与文化的交替。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代表了一种鲜活的文化状态的话，那么，从手工技术向机器生产过渡的工业革命则以生产力的飞跃而造就了社会物质文明的同时，在文艺上也带来三一律、悲剧论等一系列整齐划一但呆板滞笨的局面。这时，按斯宾格勒的理论，则继这种局面之后将必然有一次启蒙运动；结果这场启蒙运动发生在法国。这场启蒙运动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终点，也是历史发展的崭新起点。卢梭身处这样的时代，所以他认为精神是积极的，物质是消极的，扬能动而贬机械，强调情感高于理智，愿意回归原始自然。这是卡夫卡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忧患意识的雏形。 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也有与卢梭遥相呼应的思想家在。老子所生的时代正值东周衰落的时期[1]，并且“夏殷之禮，以爲無徵”[2]，所以孔子才会说“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3]如果这里也要用斯宾格勒的理论来印证一下以与前段平行比较，那么，所有都表明当时处于一个低回时期，殷商卜筮文化正陷入低潮，百家争鸣尚未形成，应当是文明走向没落的阶段。在此之前有商周的物质相对繁荣时期，在此之后又有“九流互作”的争鸣时期，独以此作为文明文化的一个临界点。老子与卢梭一样，也面临着由文明而文化的型变。在这里，不同时域不同地域的两大哲学家找到了沟通的契点，我的文章也因此得以继续。
二、 风骨
卢梭和老子都是反对人为教化而主张回归自然的人，但卢梭在历史进程中显得极为激进，而老子则似乎无所嗔怒，这里不得不追溯到两者的性格内核。
同一切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毕生为反对专制君权与教会统治作斗争，并为此屡遭迫害。在他眼中，现实世界是丑陋的，是罪恶的根源。他向往自由[4]，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信仰，他所有的学说更都是建立在此之上。但他的自由在他的时代与国度中是不被允许甚至于要被扼杀的，因而他由此产生不满，产生反抗。一但反抗就不能再是妥协的了，革命需要暴力，而卢梭正是诉诸了语言的暴力。他不再满意“百科全书”派的温和做法。伏尔泰对“理性”奉若神明，对资本主义抱有极大的乐观态度与信心；而卢梭却另辟蹊径，虽不公然反对理性，但绝不赞成人与社会完全受理性摆布，而是主张尊重自然情感和自由意志，并且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忧心忡忡[5]。于是他与“百科全书”派毅然决裂，以他个人的力量来与整个社会抗衡，乃至于当他将新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奉赠伏尔泰时，伏尔泰在复信中说：“我收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6]此后《社会契约论》出版，卢梭更是受到法国、日内瓦、尼泊尔多方驱逐；连马克思也评价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7]。可见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代价是与当时几乎整个世界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