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的特殊之处还深刻地表现在全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的转变。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知识活动从来不能脱离其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
文化土壤。除了政治体制等制度性因素以外，一个社会中的大众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也对于知识的生产（比如何种知识得到大规模的生产，何种知识只能小规模地生产，何种知识不能被生产出来等）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何种知识分子得到社会的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如何等）生产重大影响。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成员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导致了他们重文人轻匠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把进入士大夫阶层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在解放后30年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其特点是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生活都表现为政治活动与政治生活）中，大众当中所流行的也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入党或当劳模）。那么，8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两种价值观都逐渐地变得由盛而衰，由衰而绝，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物质改善主义、甚至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这是第二阶段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社会向市场导向的消费社会过渡的必然结果。90年代中国大众中主流的大众生活方式一可以概括为：以欲望为杠杆，以金钱为动力，以理财为手段。实利原则、现实原则取代了原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与8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0年代的大众变得更加现实，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注程度已经大大下降，而在一个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一直相互牵连的中国，这种情况必然连带地导致对于精神、灵魂、意义或超越问题的冷漠，对一切人文价值的冷漠。（2）
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大众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评价。知识社会学已表明，任何知识活动与知识分子的地位都不是空中之物，而是有着深广的社会文化关联域，知识活动只有获得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的支撑，才能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因此，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在知识系统内部的等级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与一个时代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大众需要的关系。科学社会学家巴伯所列举五种有利于科学知识发展的文化价值。即合理性（理性化）、功利主义、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社会改善主义，它们与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大众价值观是基本吻合的。而巴伯所列举的与科学发展相抵触的价值观，如情感主义、审美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等级制与权威主义，则恰好是传统中国与解放后30年的中国，以及很大程度上的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后者已经、并将继续失去它的信奉者。今天的大众关心现实胜过关心理想，信奉物质胜过信奉精神。一点物质的享受、些许经济状况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微弱提高，比各种理想与主义都更能使他们感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这就是盛行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的哲学。（1）
生活观念与大众价值取向的这种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的改变。当人们用实用主义的观念与尺度来评价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时，务虚的人文知识自然不敌务实的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以其贴近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倍受信奉实利原则的大众的青睐。人们乐此不疲地从各种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巧门类的通俗普及读物中，或通过专家（当然是技术专家）咨询热线，向技术知识
分子请教生活之道、治家之术、理财之法，而不再热衷到哲学大师、文学巨匠的经典名著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在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中，各种生活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批的听众（结合巧妙的商品推销广告），却绝少有谁打电话向人文知识分子讨教人生观问题。不要小看这一现象，它表明了大众生活“导师”的易位。如果说从前的大众导师一直是以阐释人生观价值观见长的士阶层或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今日的大众导师则是那些知道如何保养身体、调节心理、合理治家理财、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选择和维修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各色技术专家，导师角色的这种易位，是两种知识分子地位变迁的又一重要信号。如今，“专家”的话就意味着科学，而科学则意味着幸福、合理以及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