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知识的地位当然也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表面看来，解放后三十年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要远远超过了对科技知识分子的批判，历次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以及以文化、文艺运动面目出现的政治运动（如《红楼梦》研究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反党集团批判、《水浒》评论、右派文学批判、评法批儒等）的靶子一般都是人文知识分子；但同样具有吊诡意味的是，不断地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恰恰也是人文知识分子（如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说到底，人文知识分子之挨批与重用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事实：人文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同构化，以及人文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同构化（不禁使人想起中国古代的士大夫）。
反观科技知识分子，他们总的说来与政治中心离得相对较远，既没有成为思想批判的靶子，但也较少进入权力中心或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这实际上表明了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解放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不是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水平与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是维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科技知识不象人文知识那样被直接用作政权的合法化依据。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把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尖锐对立起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似乎经济一发展，江山就变色，生活一改善，政权就不保。于是就有了对“唯生产力论”、“白专道路”的批判，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为的二难选择。这样，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主要社会功能的科技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自然难以进入知识体系的核心，而科技知识分子也难以转化为政治精英。
五、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转型的舆论准备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
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对于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知识的内部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中心－边缘关系）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一系列的相应变化。
但是，由开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知识、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又可以相对地分为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时间上约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为思想观念的转型，其主要的转型符号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或“思想解放运动”）。表现在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转型上，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以及作为整体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阶级归属得到了重新评价。而这种重新评价从总体上说从属于80年代以“拨乱反正”为象征符号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它表明的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于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重新定位，而不是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的明显变化。当时中国的社会改革，除了农村以外，基本上还停留在观念转型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全面进入实践层次。就知识的内部结构、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而言，原先以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因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都是针对知识分子整体而言，不带有偏向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的倾向。即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工作重点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也只是思想解放的符号，是社会转型的舆论准备，所以即便是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本身，也没有体会到其中所隐含的不利于自己的“危险性”；相反，他们衷心地拥护这一战略转型，对他们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只是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否定，后者对包括文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与建构的。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一时成为显学，它们共同掀起了所谓“文化热”（而“文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常常被等同于人文），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如文学与哲学领域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哲学领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史学领域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等等，一时热闹非凡，举世瞩目。它们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兴盛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强烈的政治关怀，来自于它承当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