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事实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而五四时期的“科学”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发挥思想文化革命的功能，科学在这里已经发生了质变，已经极大地人文化、意识形态化了，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唯科学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变质了的“科学话语”。在这种话语中，科学已经远不是知识的一个种类，而是被当作了解决自然、社会、人生、政治、道德等所有问题的万能药方。它远远不止是认识自然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而且也是改造社会、建构价值理想与人生意义的唯一正确方法。当然，在当时来说，科学的最重要、最直接、最为人文知识分子所看重的是它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它被当作了破坏与取代传统中国政治建制、道德伦理与生活方式的锐利武器。“反科学”与“陈旧过时”两大“罪状”在当时几乎就是死刑宣判。因而，五四时期的所谓“科学”更是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一种人生观与价值观，甚至是一种新宗教。（4）在那场以“科学”的凯旋而告终的所谓“科玄”论战中，科学话语就是由于转化成了超级的、霸权化的人文话语而大获全胜的。这场论战实际上应该叫做玄学与玄学的论战，因为事实上，“科学”在论战中已经变成与与玄学同质的话语，它的胜利也不是科学话语对人文话语的胜利，而是一种人文话语（唯科学主义）对另一种人文话语的胜利。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话语在当时实际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同样，科学话语的质变必然伴随着科技知识分子的质变，在科玄论战中站在科学话语一边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信奉科学万能的人文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另一类是把科学话语当作人文话语使用的科技知识分子，如丁文江、任文隽、唐钺等（也许心理学家唐钺不能算是典型的科技知识分子，因为心理学的学科归属不明），而实际上，论战中的丁、任、唐等已经不再是典型的科学家，毋宁说已经变成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极度夸大科学的社会文化作用的言论已经远离了近代真正的科学精神。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知识精英阶层的中心，恰好是因为这种角色的转换，而科学在与玄学论战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人文科学界的唯科学主义整体氛围，以及当时思想界巨擘陈独秀、胡适等的支持。通过这场论争，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表现得最明显不过。
第二个事实是当时不少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弃科技从人文的专业转变过程，
如鲁迅、郭沫若、夏衍、李达等。单以创造社为例，该社的几员大将中，郭沫若原学医，张资平原学地质，成仿吾原学兵工，郁达夫原学经营。但他们后来都改学人文科学中的重镇－－文学。郑伯奇对个中缘由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们所学和今后所从事的行道为什么差距这么远呢？如果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那就会毫不奇怪了。他们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当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潮风靡一时，……但在相当长的学习时间，国内外的形势在变化，他们不能不受相当的影响。特别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是深刻而剧烈的。这就使他们对自己以前所选择的道路不能不发生矛盾和苦闷。”（1）郑伯奇所说的“时代思潮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五四文化革命以前的实业救国思潮很快又被思想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所取代，创造社成员的转向与鲁迅的弃医从文从动机上说是一致的，而这种动机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风尚。当时的知识精英普遍认为改造社会、振兴民族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唤醒民众，通过思想文化革命重铸国魂（梁启超所说的“新民”）而不是发展科技、振兴经济。人文知识分子藉此而占据知识精英地位是毫不奇怪的。
四、被批判与被重视
（约1949－1979）
1949年，中国的历史，从而知识分子的历史，都拉开了新的一页。但是知识精英的内部结构来看，原先的中心/边缘关系仍然没有根本的转化，尤其是人文和科技两类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仍然没有重大的调整。这里的关键是，江山易主，但政权的合法化机制未变，它依然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承诺，这种承诺过去是中国革命（夺权政权）的合法化基础，现在依然是维护政权的合法化基础。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是通过一套带有极强的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描绘的。这套意识形态话语正是属于中国式的人文知识，由中国式的人文知识分子来加以阐释与建构（当然是在党的指引之下）。人文知识的这种特殊“重要地位”产生了一个颇具吊诡意味的结果：一方面，人文科学领域是一个重灾区，一场接一场的斗争、运动在这里发生，其目的在于通过政治权力来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规训（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这种接连不断的斗争所表明的却正是人文科学的在当时的政治权力集团心目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它与政治权力的特殊密切的联系，表明了“中央”对它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人文知识分子仍然处于知识体系的中心，人文知识实际上是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运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