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式学堂虽然出现，但新旧思想的斗争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依然十分激烈。改革并不顺利。1866年，文祥等保守官员奏请在同文馆中设立天文算学馆，便遭到倭仁、张盛藻等保守派的极力反对：“若令正途甲科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籍正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而安望其有事功哉”，“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由于强大的反对势力存在，增加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的建议（所谓“特设一科”）迟迟不能实现。这表明，自然科学知识在教育中的合法化是经过了艰苦斗争的。而且科技精英在同向官场的道路也并不顺利。直至1888年，总理衙门对各省以及同文馆的学生共32人特试以算学题目，才取中举人一名，而且仍然要反复强调“中体西用，中学为本”。比如1904年，张之洞等在负责修订学堂章程时还反复声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3）
总的看，洋务与维新时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也产生受到严重挑战；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为科技知识分子已经入主中心。何况，这个转型的领袖与倡导者仍然是旧式的士大夫，而实际成为著名商人或企业家的也是一些原先转化而来的人文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依然是社会政治权力的中心，洋务与维新运动中的核心人物都是文人士大夫出身的官僚。同时，这时的各种新知识的传播与新的组织（如学会），也多以政治文化类的数量为多、影响为大。（4）
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现代）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否定了洋务派限于物质器用与技术层面学习西方的强国方案，以及维新派偏重体制的社会改造设想，倡言通过思想文化革命彻底地、不妥协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于是，文化救国、意识形态救国成为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这种对于思想文化革命之作用、功能的近乎神话式的过高估计本身，恰好是建立在对人文知识的社会功能的夸大之上。也就是说，虽然五四精英在对待传统文化价值的具体评价上与“中体西用”论者（如张之洞辈）迥然不同，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思维定势却是一样的：人文知识比科技知识更关乎国家、民族的兴亡，因而在知识的体系中居于更高的地位。这也就是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
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林毓生先生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主要用以概括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当然他也指出，这种思维模式在五四以前的士大夫中就存在，如被称为第一代知识分子的维新派志士严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都十分重视精神力量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他指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差异，但这两代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专心致志的却是一个有共同特点的课题，那就是要振
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
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5）另有研究指出，康、梁们把社会革命首先看成是思想意识的革命所以他们都十分重视佛学与王阳明心学。梁启超与章太炎甚至于认为：日本的维新也是得力于陆王心学。（1）而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所包含的基本信念即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个政治改造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2）此处“思想文化”主要指“世界观”和“符号、信仰和价值体系。”（3）这两个层次从本质上看不是具体的经验知识，基本上即是本文所说的“人文知识”。
在这样社会文化环境下，偏主人文知识/知识分子的格局当然难以根本改变。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时代，而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与舆论引导力显然要高于技术知识分子，象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风云人物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举两个事实来作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