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的特点，还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是儒家的伦理哲学，而不是国家的经济成就和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只有当经济陷入崩溃的时候，即老百姓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时候是例外，但即使由此导致的农业早饭也无法推翻伦理本位的传统），统治阶级以所谓“礼仪”、“德”、“孝”治天下，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以礼仪（而不是商业伦理或市场为基础的契约）规范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6）这一方面使得人文知识的主干－－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仪心性之学，位居整个知识系统的核心，使得以阐释这种儒家伦理为本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稳坐其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则导致科技知识无法转化为权力话语，科技知识分子也只能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但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使得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处于极其紧密的关系之中，甚至异化为赤裸裸的政治权力话语，它既为政权提供合法化的依据，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老百姓的行为方式）发挥其规范的作用。它是宗教，同时也是法律（所谓“《论语》折狱，《春秋》断案”，“半部《论语》治天下”等等）。
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同构关系还决定了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同构。以儒家礼义心性之学为核心的人文知识成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共同必修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典型地表明了关于个体道德的德性知识与关于社会-国家的社会知识，以及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管理才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完全是一个东西。这样，人文知识分子在由知识精英转化为政治官僚的时候，也就不必作知识结构与心性结构上的任何调整（这个情况与现代社会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化地位不仅得到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维系，同时也得到老百姓的价值观念的支持（一般而言，统治阶级的文化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金耀基先生说：“中国人对于学问与道德最为尊敬。所谓‘尊德性，道学问’即是学者之最要工夫，普通人亦以‘道德文章’来衡定一个人的价值。君子也者，实即具备此二者之人。”（1）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念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老百姓对于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不高，但对于政治与文化上的地位非常重视，加上中国社会是以官为本位，而通向官场的道路又是由儒家经典铺就的，因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一般人普遍信奉的人生理想，同时也使得普通的社会成员把人文知识（儒家经典）看得远高于科技知识（所谓“君子不器”），把士看得远高于匠人。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非独立性。老百姓真正看重的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做官。做不了官的读书人依然是没有地位的。
二、精英结构的转型与“四民”结构的动摇
（近代）
人文知识与技术知识、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的这种结构状态到了近现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我们似乎还很难说是彻底的、根本性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反复证明了一个无情的事实：传统中国的礼义心性之学在面对西方的工业文明的扩张性时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满腹仁义道德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不进行从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到人格结构的根本转型，就无法担当起中国的现代化使命。但是，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并未能够在根本上动摇以思想、道德、人文价值为本位的文化结构以及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文化危机所作出的回应大体是两种。
第一种主要流行于五四以前，此时中国变革的主要力量是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旧式士大夫。他们已经意识到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与中国现代化的不适应性，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怀疑传统人文基本价值——儒家道德伦理的神圣价值与本体地位，所以有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伦理道德，西方的科学技术”或“中国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这样一些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