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托利如此担心现代科学技术对民主的可能的威胁，还基于另一层良苦的用心。他指出：无论是科学统治还是科学家统治（取政治家而代之），都是没有多大道理的假设。最有可能出现的，或者是“科学政客”－－把科学知识用作一种非常有效、高度完善的控制与统治手段；或者是－－一个更有道理的假设－－“科学家将为政客所利用，前者的技术专长对于精通如何主宰－－不是知识，而是－－人民的人来说，将会证明是大有裨益的东西。”（2）政治是不会消亡的，政治问题并不因为有了更先进的技术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萨托利警告说：“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权力问题，这种念头往往出现在那些享
有某种自由但不曾为确立这种自由而努力的人们中间。许多西方人仍然视若无睹：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但是，严峻的现实将对那些掉以轻心的人进行报复，特别是报复那些......相信政治会消亡的人。”（3）如果我们意识到中国社会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一个半计划社会，其民主化的路途还相当遥远而艰巨，尤其是意识到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的改革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极不协调的时期，就应当越发强调民主化进程的优先性与迫切性。应当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尚不健全，而科技力量又势头日增的特殊社会时代背景中，很可能出现技术专家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局面，其后果恐怕比传统社会中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的结合好不了多少。
九、从相互独立到良性互补
以上这些西方思想家的理论洞识尽管不是针对中国的当代情景而发，但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却不乏借鉴与警示意义。它们集中表明了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类型的知识与知识分子都不应当成为霸权，不应当再制造中心/边缘的等级关系。权力与科技的结合完全可能产生技术霸权主义，它不适当地夸大科技的社会功能，夸大技术专家的作用，认为技术专家无所不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使科学与科学家成为霸权与“侵略者”。而在一个健全民主的社会中，不应该存在任何霸权，就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关系而言，我们既反对人文知识的霸权，也反对科技知识的霸权。这两种知识类型各自都有自己的功能，也都有自己的局限。人文知识是关于意义与价值的知识，它回答的是人类生存中所遇到的精神价值问题。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不但活着，而且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这样的学科定位、角色定位与功能定位，既限定了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围，也为之确立了自己不可取代的独立作用与存在价值。这就是说，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是有限的，但又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的作用与功能也是如此。如果说，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原先的霸权与中心地位、其对科技知识、科技知识分子的“压抑”是不正常、不合理的；那么，今天已经出现的对于人文知识的轻视，对于文化价值、生命意义等问题的冷漠，同样也是不正常的（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赞成用拒绝世俗的方式来建立生活的意义）。如果今后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乃至让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支配生活领域的一切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导致浅薄的技术万能主义，那就更不合理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只有精神的维度或只有物质的维度，只高谈心性或只关注消费，只读经典名著或只唱卡拉OK，只关注政治或根本不问政治，都是极其片面的、极为畸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知识与技术知识等都应当成为相对独立、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价值轴心与自身游戏规则的互补结构，相互之间的僭越都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与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解放后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都不恰当地压制了科技知识的生长发展，那么今天的社会转型就起到了消解这种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精英结构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同样不合理的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等级关系就一定不会出现。这在国外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参见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