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学者弗·兹纳涅斯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分析专家的社会功能时指出：专家的似乎是“自由”的研究工作，实际上常常受到“领导者”的规划限制。他指出：当一个政治领导人没有受过成分的技术训练，他就必须要技术专家为他提供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但是，正是领导者，掌握权力的人（或掌握权力的群体），才强迫规定专家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即使专家主动研究事实，并把结果与掌权的人交流时，他们必须选择能使后者感兴趣的问题。”（2）因此，不仅“专家所需要的知识种类是预先被确定了的”，不仅甚至他们研究的问题也是被规划的，“当需要他作出一个发明时，他的问题就被确定了，因为技术领导者计划把他的发明行动的产物投入使用。这一产物被预先规定了，它是实现领导者‘目标’的必要‘工具’；由于领导者有一个明确的情境去应付，并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因此从领导者角度来看，专家的发明以满足他的需要为限，不必有更进一步的创新。”（3）
技术专家的社会作用及其限度的问题，在台港理论界也引起了重视。台湾著名作家、文化批判家杭之就曾沿着相似的思路考虑过同样的问题。在《谁来监督技术官僚》一文中，杭之指出：根据十九世纪以来朴素的民主理论，一个公开的决策过程必须经过广泛而
公开的讨论，然后由行政机关根据这些讨论的结果来作出决策。通过这种民主的方式，政治权力才获得其正当性的理由。但是本世纪初以降，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与普遍化、科学
技术的空前发达，并透过社会经济组织而渗透到人的公私生活的每一层面，许许多多关系到公众生活的政策的决策过程，很难再象以前那样采用广泛而公开的讨论，这是因为许多这类决策都牵涉到非常专门的科技问题，也就是说，政治问题已经同时是、甚至主要是科技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朴素的民主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每个公民的能力没有重大差异－－已不再有效，因为复杂的、高度专业化的科技问题不是大部分公民所能充分了解的，即使科技专家也未必了解他本行以外的科技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公共政策的决策不再依赖公开的讨论，而是少数专家与管理官僚说了算。一般公民最多只是在由技术专家提供的不同的方案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无可选择地生活在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的权威与决定之下，而受到一种不觉得（或没有）痛苦的控制，而把人生的祸福全然交给这些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4）杭之追问：这种技术官僚的寡头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在哪里？我们何以会以为由少数技术专家来决定大多数人的权益与祸福安危是正当的、合法的？由此杭之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技术官僚意识”。在当今这个技术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由于人们对科学与技术的崇拜与信赖，现代人已经把科学技术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产生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技术官僚意识，无条件的甚至盲目地相信科学技术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威法门与万能钥匙，把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看作是用科学技术来解决人类各种社会问题的代理人。不但技术官僚自己如此自许，就是一般大众也深信不疑。
杭之坚持认为，值得反思的是在这种官僚技术背后的一个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吗？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不会犯错误吗？如果不是，那么由谁来监督、制约技术官僚？他引述了海森堡、波普尔等人的观点，否定了科学技术的万能论，他指出：在一个科技挂帅的高度组织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不可避免的会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守护者的角色，无论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人们的历史经验来看，人类实在没有理由相信科学是万能的，也没有理由相信科技专家与管理官僚的智慧与善良是无限而完美的。因此，人们必须对本世纪最不明显、但影响最深远的意识形态－－技术官僚意识－－作一番反省与批判。这也就是：谁来监督这些守护社会生活的技术专家与管理官僚？
看来，关于现代技术合理性与局限性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处理它与民主的关系，或者说是处理专家权力与人民权力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所应避免的是人民专制与专家专制的双重可能性。让我们再次引述萨托利的观点：“由于我们的知识的全面进步，非专家与专家间的知识鸿沟越来越大。……除非让民主政体变成效率低下到令人无法容忍的政治形式，否则我们就必须克服这种不平衡，换句话说，我们不得不屈就一种虽然不受专家统治，但要大量依赖专家知识的民主政体。”（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