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统治的体制，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组织化了的统治原则。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技术理性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决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与意识形态功能。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他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技术在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职能。首先，技术作为手段在政治上并不是清白的；技术作为一种体系、一种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作辩护的时侯，代替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作用；科学技术本身的单面性、实证性、功利主义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自身成为统治工具与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指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两大发展趋势是：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科学技术日益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技术系统与社会制度的相互吸收使得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不再象过去那样依赖于文化价值，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不再需要公众的公开而自由的讨论，只需通过技术专家来解决。这样科学技术就由解放的潜在力量转变为为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辩护的意识形态，它的核心是强调工具理性，即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效率的标准成为评价社会活动的指导，效率成了合理合法的同义词。（3）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在反思、批判科学霸权主义。著名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若本（Paul Feyerabend）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理性在近代相对于宗教权威而言，是一股自由解放的力量，它曾经起到制衡与取代宗教权威的作用。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是科学理性与宗教权威之间权力的相互消长的历史，结果是宗教与国家政权的紧密关系被打破，而代之以科学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当科学理性为了打败宗教霸权而奋斗时，它常常站在大众的一边；但一旦打败了敌手，它就转化为一股新的独断势力。这种独断性实际上在启蒙时代已露端倪，只是因为那时它还尚未完全中心化，故隐而不显。此外，在启蒙时代科学为其发展而奋斗时，欧洲还有不少其他的文化与思想运动同时存在，如宗教改革、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这也牵制了科学理性的独断、嚣张的倾向，使之处于相互制约的力场之中。随着科学地位的不断中心化，科学与技术专家也日益成为独霸的权威，到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社会，人们一致同意要小心地区分国家与宗教，但却越来越不知道如何去区分国家与科学，而任凭政治、军事与科学结成新的同盟。当科学与国家越来越难分难解，当原子弹、氢弹等左右国家权力的事物出自现代科技专家之手的时侯，科技专家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费若本强调：公众必须也能够考察与监督现代科学与科技专家的所作所为，这是一种新的反霸权主义运动，也是制约科技官僚的唯一方法，否则的话，就只好听凭专家团体为所欲为了。
在知识社会学与知识分子社会学的领域，对技术专家的批评也不少见。比如拉斯基（H.J.Laski）承认，在政治决策的每一个阶段，专家的意见都是重要的；但专家的判断又必须不是最终的。这是因为专家缺少对共识的洞见，常常不能前瞻性地发现问题，不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有一种沉浸在专业化中的倾向，缺乏对于普通人的理解。没有政治家就不能沟通专家与普通人。他认为，与普通人相比，专家是一个无价的仆人，但不可能是主人。普通人在技术事务上的无知并不意味着专家应当作出最后的判决；相反，最后的法官永远应当是普通人。奥特加（Ortega）的观点更加激进，他认为科学的专业化倾向的动力不是来自科学本身，而是来自科学家。因为科学家要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个非常狭小的方面。实验科学的进步主要归功于平庸者的工作。他指出，专家了解自己的专业，但对知识的其他方面却极为无知，可称为“有学问的无知者”（ learned ignoramus ）。在专业领域以外，专家很可能会接受无知者的见解，因为他（悖论式地）不承认自己专业外的别的专家。（1）